“五音令人耳聋”否.docVIP

“五音令人耳聋”否 　　《道德经》第十二章写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其中的美学思想对器乐演奏实践活动有着一些较为重要的启迪：首先，在演奏中，过于突出形式，有可能制约音乐自身的审美；其次，器乐演奏是纯朴自然的，而不是寻求刺激的；最后，演奏者应摒弃人为的功利标准，切勿沾染浮躁之心。 　　中国自上古夏、商、西周三代的发展，进入“东周列国”时代，社会发生重大的危机，出现所谓“礼崩乐坏”的局面。对待这种危机，春秋末年有儒、道两家不同的态度：一种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的态度。孔子站在继承与发扬殷周尤其是两周礼乐文化的立场上，认为西周的礼文明，是世上最完美的，“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并极力主张维护礼乐制度，提出“克己复礼”、“立于礼”、“以礼让为国”等思想。儒家思想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将音乐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使用，认定人天生就有贵贱之分，强调“乐”必须配合“礼”，“乐”与“礼”被紧紧捆绑，并提出“乐则《韶》、《舞》，放郑声”[2]，认为治理国家必须用《韶》、《武》等一类的雅乐，而禁绝郑声，强调“德”和“位”的音乐标准。另一种态度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的态度。老子站在否定礼乐文明的立场上，极力地抨击了这种文明的异化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老子写下“五音令人耳聋”这个否定礼乐文明的论断。这个论断揭示了礼乐为追求等级制度而过度强调形式的弊端；提出了“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3]的审美内涵，以及表明了美在于超功利的自然无为。 　　一、过于强调形式 　　礼乐制度主要用以维护宗法制度和君权、族权、夫权、神权等。礼、乐、刑、政四术是奴隶主阶级统治的重要手段。其中礼、乐是在统治阶级内部所设立的一种等级制度。如祀天神“奏黄钟、歌大吕、舞《大夏》”；祭地示“奏太簇、歌应钟、舞《咸池》”。举行大飨时“两君相见，楫让而入门，入门而县兴。楫让而升堂，升堂而乐阕。下管《象》、《武》、《夏》、《龠》序兴……客出以《雍》，彻以《振羽》”[4]。诸侯宴使臣时，可用小雅《鹿鸣》、《四牡》、《皇皇者华》[5]。关于乐队、舞队的编制，《周礼·大司乐》载：“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的规定，可见其等级的森严。这些规定，一方面体现于祭祀、宴享等日常的雅乐活动之中，另一方面贯彻在由大司乐进行的教育中。由此可见，西周的礼乐制度就是等级制度。后儒家不断地在“礼”的外在形式上大做文章，从而在《周礼》、《仪礼》、《礼记》等著作中为我们留下了一套举世罕见的繁文缛节，使人们在冠、婚、丧、祭、燕、享、朝、聘等一切社交活动中的举手投足都必须经受严格训练，受其影响，“乐”的形式也由简到繁，呈堆砌雕琢之势。这种制度可以说是对音乐社会作用的重视。由于这种制度规定得太死，使这种奴隶主阶级视为理想的“雅乐”趋于呆板、僵化，成为道家对其否定的一个重要原因。 　　儒家的礼乐在追求等级制度的过程当中，过于突出形式的做法让我们瞠目结舌，因为他们似乎忘记了“礼乐礼乐”，有“礼”也应有“乐”。然在目前的器乐演奏中，演奏者演奏的一些作品，有着“不同凡响”的“形式”，但同样让人不明白“乐”何以存在。尽管礼乐的形式是一成不变的，而现在器乐演奏的形式是千变万化的，然而它们皆忽视了“乐”的内涵，“形式”不同，结果殊途同归。 　　诚然，人们在欣赏音乐时，首先感知到的通常是它的形式，而音乐中的形式是为了表现“乐”而存在的。比如“在肖邦的马祖卡舞曲中，我们感到它们的主题具有一种‘舞蹈性’、‘波兰性’，甚至可以感到一种‘乡村性’”[6]。这种“形式”和“音乐”的和谐，使人感受到音乐的美。音乐是一种善于表现和激发感情的艺术，假如在欣赏音乐时只注意到它的结构形式，而在感情上却无动于衷，那么就不能完整地感受与领会音乐的美。一位有经验的英国音乐教育家曾说：“不要允许你的批评性的敏捷聪明窒息你的情绪反应。”[7]“除非你也重新抓住了激动过贝多芬写这一作品的同样感觉，或是认为你也有这种情感，你才有权利说你欣赏他。”[8] 　　当形式被过于强调，使之出现不和时，欣赏者会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到某种形式上，而非完整全面地欣赏音乐。比如将注意力放在以炫技为作品主要形式的技巧上（音乐作品不是练习曲）；又如将注意力放在以发出特殊声音或模仿某种声音为作品主要形式的音色上（器乐的音色有限，并且它也不是录音机）；更有甚者，在“演”字上做足了形式上的文章，使人眼花缭乱却无心从“乐”的角度完整地欣赏一首乐曲。 　　无论是形式的不变或过于善变，器乐演奏者们始终都应该将“音乐是听觉的艺术”这一点放在首位。因此，道家对礼乐的这种否定具有历史的意义和当前的意义。 　　二、过于追求刺激 　　老子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指作为艺术鉴赏对象的“五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