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战国策》中问对形式的特点.docVIP

试析《战国策》中问对形式的特点 　　内容摘要：本文着重探讨《战国策》中问对形式的特点及其在这种形式下策士和君王独特的心理象征意蕴，通过与先秦以来的其他作品中的问对形式进行对比，阐述了《战国策》的语言对“问对形式”这种独特的行文方式的发展所起的历史作用，用一种全新的视角重新评析了《战国策》的语言。 　　关键词：问对 战国策 语言形式 　　问对形式的文章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由来已久，从巫术卜辞到古文尚书，诸子散文、诗词歌赋到史传小说，都有所运用，或问或答或一问一答，变化万千。在《战国策》的语言中同样存在着这样的问对形式，别具特色。但大多数学者并没有关注《战国策》语言这方面的特点，他们更侧重于它“辩丽横肆，机智狡黠”的风格，以及修辞手法上寓言的运用，引诗的现象，外交辞令的运用等，所以本文将重点从问对形式的运用特点入手整体观照《战国策》的语言，把它与《尚书》《论语》《孟子》以及先秦之后问对形式的辞赋进行比较，来探求《战国策》语言对问对形式的发展成熟所起的历史作用，以及对说体文，对问体文，设难体文等古代文体类型化的影响，并尝试从侧面揭示机智狡黠的语言背后策士们独特的心理意蕴。 　　一.问对形式的内涵和发展状况 　　吴讷《文章辨体序说》对问对形式这样定义：“问对体者，载昔人一时问答之辞，或设客难以著其意者也。《文选》所录宋玉之于楚王，相如之于蜀父老，是所谓问对之辞。至于《答客难》《解嘲》《宾戏》等作，则皆设辞以自慰者焉。”[1]萧统在《文选》第四十五卷中专设“对问”一类，并把宋玉的《对楚王问》作为这一类题材的唯一代表。刘勰的《文心雕龙·杂文》篇中说：“智术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辞，辞盈乎气。苑囿文情，故日新殊致，宋玉含才，颇亦负俗，始造《对问》，以申其志；放怀寥廓，气实使之。”[2]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也做了相关的论述：“按问对者，文人假说之词也。其名既殊，其实复异。故名实皆问者，屈平《天问》、江淹《递古篇》之类是也。名问而实对者，柳宗元《晋问》是也。其他日难，日谕（宋刘敞有《谕客》），日答，日应（宋柳开有《应责》），又有不同，皆问对之类也。古者君臣朋友口相问对，其词详见于《左传》《史》《汉》诸书。后人仿之，乃设词见志，于是有问对之文，而反复纵横，直可以舒愤郁而通意虑，盖文之不可阁者也。”[3]可见这种问对的形式历来众说纷纭，或名实皆问，或名问而实对，形式多种多样，但总归不变的都是指以问答的形式组织而成的文章。 　　早在上古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就存在着这种形式的萌芽。问对作为人际语言交际的基本形式，由来已久，李乃龙就说过：“卜辞是人神问对，旨是决疑；《尚书》是君臣问对，旨在择贤；《论语》是师徒问对，旨在问道；《孟子》是君士问对，旨在问难，《庄子》是人物、物物问对，旨在说理。对问体在以专论为特色的第三阶段诸子散文消失，转移到以《战国策》为代表的史传散文中，《战国策》也是君士问对，旨在问计。”[4]问对的关系呈现出从天人关系向人际关系的变化的趋向。 　　二.《战国策》中问对形式的特点 　　《战国策》语言中的问对形式大多数已经演变为人与人之间的问对，或辩丽横肆，或巧舌如簧，或切中恳请的解君王的燃眉之急，或如诸葛孔明良计频出，策士思维的敏捷和语言的精巧在此充分的展现。 　　首先从语言的形式来看，较之前的作品更多样。《尚书》的问对处于萌芽的阶段，以《夏书》四篇为例，基本不存在一问一答的形式，一般都是“王曰”或“告与政曰”的形式出现，极具政府公告的特性。到了《论语》，开始有隐问显答，一问一答成篇的模式。之后《孟子》产生了连续问答成篇的模式，形式较之更加的多样化了，例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中，孟子见梁襄王后出来，以自己的口吻向别人转述他和君王之间的对话，这样的形式在当时很少见。到了《战国策》之中很多的篇目以问为辅，以对为主的模式，主要突出的是策士应对的话，并且对话的篇幅加长，出现了多人对话，多重主体间的对话，转述的问对等等，形式比《孟子》更多样。 　　其次从问对的内容来看，《尚书》到《战国策》再到汉代的对问体赋，谈论内容的范围是由大到小。《尚书》中主要是类似于政府公告式的文类，政事的讨论主要以君王的观点为主导来展开。如《虞书·尧典》中的对话就是如此。《论语》中有少量的君王向孔子请教治国的政策的对话，如《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5]《论语·子路》中：“叶公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6]孔子的回答都是很明确的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从大的社会秩序出发，谈及治国原则，但是仅仅是提出了原则，并没有落实到实际的策略。而《孟子》开始渐渐关注实际的策略了，如《梁惠王章句上》中孟子见梁惠王的一段对话。 　　孟子见梁惠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