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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学易之千虑一得 　　众所周知，《易》乃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其内涵宏富，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天文、地理、工程、医学等诸多领域。从学术角度而论，则涵盖哲学、史学、文学、数学、逻辑学等不同学科，思想深邃，博大精深。自古及今，先哲往圣，争相引为经典；晚辈后学，莫不推崇备至。先师孔子尽管“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但对《易》却十分青睐，且认真领悟，倾力解读，韦编三绝，老而弥笃。据《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年而喜《易》，序《彖》、《系辞》、《象》、《说卦》、《文言》，为后世学子读《易》构建津梁，指引路径。史有明书，斑斑可考；贡献之大，毋庸置疑。圣人垂则，后昆效之。作为学者，往往习惯于从自身专业的角度看问题。本人专业是中国古代史，兼涉古典文学与民族文化领域，自读研究生开始，十几年间，曾几度研习《易经》，时断时续，收获不彰。其间，辄被无知所震撼，亦常因鲁钝而懊恼。近几年来，突然若有所悟，难免沾沾自喜。正如孔子所云，“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诚高论至理也。现就本人数年来读易之所思所感，汇集成文，拟就“吉光片羽”与“千虑一得”等两方面分述，匆匆奉上，以就正于同道方家。 　　？笏 吉光片羽 　　在读史过程中，每当我发现《易》所留下的吉光片羽、蛛丝马迹，都会兴奋不已，但却无法准确认定具体是哪位先贤做出的贡献。这是因为古人与今人取向大异，或不求显赫于当世，只求将书稿“藏之名山，传之后世”；或崇尚“微言大义”，断不会为赚取稿费而东拼西凑，胡言乱语。如两千年来学界《易经》作者之争，便是因古人无以著述而留名之欲，而成后人饶舌之资。另一方面，其哲理之深邃与价值之巨大，则堪称无量，令我辈叹为观止。 　　仅以《易·乾·卦辞》与《易·乾·彖传》为例，《卦辞》只有元、亨、利、贞四字。但寓意深邃，浩阔无垠。四字即已表达出阳气（乾）在春夏秋冬四季周而复始的变化过程。元者，春天阳气之始生初萌；亨者，夏日阳气之通达盛畅；利者，金秋阳气之尽竭利物；贞者，严冬阳气之含藏守正。而彖者，断也；《彖传》乃进一步解释卦辞之寓义。其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首出庶物，万国咸宁。”立意高远，寓义精深。首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代表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始生之象；“云行雨施，品物流形”则表示夏季云雨润物之德、品物生长繁茂之形；“大明终始，六位时成，时乘六龙以御天”则象征金秋万物有成之获；“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代表隆冬万物守持正固，休整以待来年之势。“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则表示阳气周流不息，又将统领万物重新萌生，天地四方皆顺昌和美。实令人遐想无限，回味弥穷。除文字优美，文笔流畅，给读者有行云流水般审美享受外，区区五十七字所发散承载的文化含量之大，实难用文字来形容。而仅从我国历史上国号与年号之出于此者，便可略见一斑。 　　在我国历史上，国号与年号之选择，乃正名弘运之头等大事。《易·乾·彖传》中“大哉乾元”与“大明终始”，成为我国“大元”（西元1271-1368）、“大明”（西元1368-1644）两个朝代之名，行于中国达374年。而年号，是中国历代帝王用以纪年的名号，往往也是时运变化的标志。按惯例，新君即位大多会颁行新年号，称为改元。年号蕴含着帝王君临天下、宣示正统的特殊意义，君臣朝野为之瞩目，司其事者索遍枯肠，绞尽脑汁。就寓意而论，年号一向考究，在择字方面，尤偏重《易经》。再以《易·乾·彖传》为例，计有大明、乾道、保合、太和、利贞、咸宁等六词曾分别被用作年号。其中大明一次[南朝宋孝武帝（西元457-464年）]，乾道两次[南宋孝宗（西元1165—1173年）和西夏惠宗（西元1068—1069年）]；保合一次[南诏国劝丰祐（西元825-？年）]太和五次[三国魏明帝（西元227-233年）；十六国后赵石勒（西元328-330年）；十六国汉李势（西元344-346年）；东晋废帝（西元366-371年）；北魏孝文帝（西元477-499年）]，利贞一次[后理段智兴（西元1173-？年）]，咸宁两次[西晋武帝（西元275-280年）；十六国后梁吕纂（399-401年）]。《易经》对后世影响之巨，痕迹之深，可见一斑。年号发源于中国，却不止于仅我所用，而是向周边辐射拓展，传至日本、朝鲜、越南、琉球等邻国。日本国选择年号极为郑重，多取自《易经》、《尚书》和《史记》等汉文经典，而《易经》是其首选。如“明治”（西元1868-1912年）取自于中国《易·说卦》中“圣人南面而听天下，向明而治”；“大正”（西元1912-1926年），取自《易·无妄·彖传》中“大亨以正，天之命也”，足见《易》对其影响之大。 　　《易·益·彖传》有曰：“益，损上益下，民说（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