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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人才培养的国际论争及其启示 　　摘要：文章分析了拔尖人才培养中围绕培养战略、甄别选拔、培养目标、研究方法展开的四大国际论争，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特色的拔尖人才的培养路径和方法。笔者建议中国应遵循国际先进培养模型，结合学生的个性、年龄、家庭背景、心智特点等方面的特性来配置合适的师资、课程、培养计划和整体培养战略；在选拔过程中，亟待研制出一套科学而规范，特别适应于中国教育背景的选拔拔尖创新人才的标准；培养目标上，应区分“创新型人才”和“专业型精英”，辟出“创新性”思维的训练过程；研究方法上应充分与国际研究方法和话语对接，积极采用国际先进的研究模型，将群体研究方法和个体研究方法组合并用，更好地研究中国的拔尖人才群体。 　　关键词：拔尖人才；人才培养；论争；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59（2013）04—0005-07 　　拔尖人才被界定为在智力、创造力、艺术、领导才能或特殊学术领域具有显著高成就和能力的个体。我国政府已充分认识到对拔尖人才培养的重要性。建立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有效机制，促进拔尖创新人才脱颖而出，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要求，是当前对教育改革的迫切要求。一方面，在政策导向层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特别指出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仅是我国教育发展战略选择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我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缩小与世界发达国家差距的关键性因素。另一方面，在院校实践层面，从1978年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到教育部2009年启动实施的“珠峰计划”（有19所国内高水平大学入选，如清华大学的“清华学堂计划”、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等），在拔尖人才的培养方面都进行了有益探索和尝试。虽然在政府大力扶持和院校积极探索中，拔尖人才教育已经开展了近30年的时间，但目前我们在培养目标和具体环节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困惑。本文试图解析拔尖人才培养中的论争，以期为我国的拔尖人才培养拓清含混概念。 　　如何定义拔尖人才？学界历来纷争不一。其中较为流行的是耶鲁大学学者斯德尔伯格（Sternberg）的五特性定义法。斯德尔伯格认为个体需要达到五种标准，即卓越标准、稀缺标准、产出标准、展示标准和社会珍视标准，方可称其为“拔尖人才”。斯德尔伯格的界定貌似暂时平息了长久的纷争，但细致推敲，其界定仍有诸多含混之处。例如，斯德尔伯格对“展示标准”界定为“在一系列的测试中，展示出卓尔不群的才能”。此处的“测试”是指心理学上的智力测验，还是正规教育的学术测试，抑或是由专家组成的专业面试？斯德尔伯格没有回答。又如，对于“卓越标准”，少儿的天资卓越和成年人的成就斐然是否可以等同起来？二者有无必然联系？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仲永”这种幼时智商超凡，成年后反成平庸之辈的现象该如何解释？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是否还有必要对少年天才持续培养？再如，在对“稀缺标准”的界定中，斯德尔伯格认为拔尖天才所具有的特质在人群中极为稀少，但是这种特质具体为何物？是描述性的还是解释性的？是专业技能还是创造能力？诸如此类的追问，斯德尔伯格和其追随者都无法给出逻辑自洽的答案。缺少对于拔尖人才内涵和外延的准确界定，论争就成为必然。 　　一、拔尖人才的产生方式：先天生成还是后天养成 　　在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2008年的全球畅销书《异类》（Outliers）中，将拔尖人才的成功更多地归于家庭、机遇、种族、文化、地域、时代等后天因素。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将顶尖人才的成功之路多归结为马太效应，占尽先机并保持优势，直到最后成才。这本书将拔尖人才培养路径问题再次抛出，引发全球关注。拔尖人才是先天生成还是后天养成，国际资优教育界一直争论不休。支持“卓越乃与生俱来”的学者认为天赋是一种相对同定静止于个体身上的特质；而支持发展模式的学者认为天赋是一个相对的、运动的、发展的、变化的产物。两种观点的分歧在300年前已现端倪。皮亚杰在1972年的《精神与认识论》中指出，个人的禀赋高低在胚胎阶段已经定型，外在的环境、社会、家庭、人际互动、学校教育不过是促进或者压制了天赋，后天培养的作用仅仅是让既有天赋逐渐展开。皮亚杰模式又被称为展开模式。此模式认为个体天资是否聪颖是一个预先注定的机制，不能靠后天的培养所获得。美国学者李维斯·特曼（Lewis Terman）在1925年提出“本质论”（essentialism），认为拔尖人才更多是天赋才能而非后天培养的。人自出生起在才能上就应该区分“超能”、“一般”，和“低下”之分。“天赋才能”是拔尖学生天生所具有的禀赋，正是这种禀赋使其区别于一般智力的学生。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为特曼的观点提供了理论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