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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朱自清对陶渊明的接受 　　摘要：朱自清在20世纪上半叶的文坛上占有重要地位，他不仅是一位散文大家，同时在古典文学理论和新诗等现代文学理论方面都有颇高建树。而陶渊明作为古代文学史上别树新风的旗帜，自然而然地受到了朱自清的重视。朱自清对陶渊明的行年进行了严谨详细的考证，同时对陶渊明诗歌的意义进行多方面探析，他也在教学的过程中不断深化对陶渊明的认识，对陶渊明的思想来源也进行了梳理。在对陶渊明全方位的观照下，朱自清个人的创作也不自觉地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朱自清当年开设的古诗名家研究课程里，尤以陶诗最为用力，陶渊明与朱自清的人生态度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不自觉的一致性。总体来说，朱自清先生在陶渊明的研究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关键词：朱自清；陶渊明；生平；多义性；思想来源 　　中图分类号：I207.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8-0000-02 　　陶渊明自唐以后就逐渐受到了文学理论研究家们的重视，陶渊明的诗风独树一帜，他的诗歌与个人人生遭际紧密联系，经历了由笔调丰华到自然平淡的转变。陶诗的自然是历经洗练后的自然，回到了混沌、最初的自然状态。朱自清也如此，他的散文创作往往展现出的是一种平淡冲和，少有激烈的感情表达，往往蕴含了阅尽世事的苍凉意味。他的这种中庸态度也是在对情感的反复体验之后，感到人生的种种复杂性后的退守。朱自清对陶渊明的接受不仅仅体现在创作态度上，本文试从朱自清对陶渊明的学术研究以及陶渊明对朱自清人生态度和创作影响等方面来分析朱自清对陶渊明的接受。 　　一、朱自清对陶渊明生平的考证 　　1934年朱自清发表了论文《陶渊明年谱中之问题》[1]，他从陶渊明年谱的七种版本讲起，归纳出六个见解分歧而聚讼未决的问题，即陶渊明名字之异、诗文书写的年号或甲子、居住地址的变异、出仕情况、家族世系和享寿年岁[2]。并对各个版本进行了严谨的考证，对其名字和生年的不同说法做了总结并提出了个人质疑，并最终得出陶谱可得定论的四端： 　　“渊明字元亮，入宋更名潜，一也。所著文章入宋不书年号，二也。始居柴桑，继迁上京，复迁南村。栗里在柴桑，为渊明尝游之地。上京有渊明故居。南村在浔阳附郭。三也。渊明尝为州祭酒，尝侍桓玄，丁忧归。嗣州召主簿不就。又为镇军参军，仕刘裕，建威参军，仕刘敬轩或刘怀肃，官终彭泽令。四也。至世系年岁，则只可姑存然疑而已。”[3] 　　可见朱自清的陶渊明研究十分讲求例证，对没有找到证据的说法不轻易下定论，同时对各家说法采取辩证的认识态度，只选择可靠的材料，他的结论也是十分周密谨慎的。即便对于我们以前所认定为陶渊明曾祖的陶侃也受到了朱自清的质疑，他提出了几个文献里不同的对陶渊明身份的质疑，或说为陶侃六世孙、或说为陶侃七世孙，而陶侃为陶潜曾祖之说始见于《宋传》。最终经过辨别，也只能得出此事存疑的结论。朱自清考证性的研究是他在进行学术研究时的一种惯有并始终保持着的思路与方法，是从诗人生活背景入手而进行的最基础性的工作[4]，为后人对陶渊明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导。朱自清对于学术这种认真、不人云亦云的态度是非常值得人尊敬的，他的古典文学论文集学术性非常强，这也为我们展示了散文创作家之外的朱自清的别样风貌。 　　二、陶渊明诗歌的多义性的论证 　　1935年朱自清作论文《诗多义举例》[1]，该文中以陶渊明《饮酒》诗为例，具体论述了应广求多义、同时需贯通上下文以求“切合”诗意的解诗方法。朱自清说明有些诗并非每篇每句只有一个正解，要考虑到这些诗歌可能拥有的多义性。然而“多义并非有意必收：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需严；不然，就容易犯我们历来解诗诸家‘断章取义’的毛病”[5]。朱自清先生从每一句出发，寻找其诗歌中可能存在的引用典故，以“采菊东篱下”一句为例：朱自清先生首先从吴淇《选定诗论》中的说法谈起，采菊可能是诗人偶尔之兴味，而不一定是下文所讲的“供佐饮之需”。然后再讲朱自清喜欢菊的原因从《和郭主簿》之二这首诗中可以看到：“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6]，而其所本则是钟会的《菊赋》：“故夫菊有五美焉……冒霜吐颖，象劲直也”，再由此推出古人喜爱吃菊的风俗，那么九日之采菊，较为可能的还是“供佐饮之需”。这显然与我们以前形象中飘然与尘世之外的陶渊明形象不同，朱自清自己也说“有些杀风景”，但从朱自清的考证中，我们似乎看到了陶渊明归隐田园后人间性的一面。他好饮酒，喝菊花酒在朱自清看来很有可能在古代是件雅事，因而他前面所举的关于“菊花”的诗例，也可以说是古时候文人雅士用菊花来表明自己远离尘俗、洁身自好的高洁品性，菊花因而凝聚了一种固定的象征意义。“采菊”意象的多义性也让我们可以从多角度去窥看陶渊明的品性，而这种多义性还是要求我们从多侧面、多层次中找到最符合诗意的解释。因而朱自清通过对陶渊明诗歌的研究旨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