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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文化探源 　　【摘要】文化可以提供重要的价值观影响人们的思想意识，并形塑社会生活的行为规范。现代增长和制度变迁是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具有根源性影响的却是文化。欧洲中心论是西方学者长期以来在现代化问题上的核心论调，中国的发展给这一论调带来了严重挑战。因为中国的发展并不符合西方的常规路径，特别是中国人有一套他们不熟悉的独特思维方式、行为模式，而这种独特性根源于中国文化。 　　【关键词】经济发展 中国道路 文化维度 　　【中图分类号】G0 【文献标识码】A 　　前言 　　文化决定论是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特别是资本主义兴起的一个重要理论流派，尤其是东亚的崛起和中国经济奇迹更引起人们对文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我们并不认可这种单因素决定论思维，但赞同文化对经济发展模式的某种基因或根源作用观点。现代生物学研究显示，很多看起来不同的生物，其实它们的基因组合有着惊人的相似。也就是说，造成种族、个体差异的是非常少量的基因。那么社会经济领域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现象呢？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经济体制、机制大同小异，但绩效差异却大的惊人。经济表现的巨大差异或许就是那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少量经济发展“基因”差异造成的。而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种种差异，都可以从独特的文化传统中找到根源。有学者认为，民族的传统文化也有控制其发育生长、决定其性状特征的“基因”，可称“文化基因”。①一个共同体无数的个人行为汇集成了历史发展的合力，而这些共同体内的人的行为动机或这些人的人性都具有某些共同的内在特质，而正是文化而不是别的塑造了人们的行为动机，塑造了不同族群人性的不同个性色彩。 　　在国际学术界，在文化传统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上存在着两种对立的观点。西方正统现代化论认为，传统国家经过发展和阵痛，逐步引进和采纳现代性的全部价值标准，摈弃并排除传统社会的历史积累，从而过渡到现代社会。现代化修正论者认为，传统性和现代性并非此消彼长的两个对立物，它们之间的关系是复杂而多面的，传统性不但具有顽固性，而且会吸收现代性的某些成分或层面从而获得新的生命力。② 　　经济发展的文化根源 　　现代增长和制度变迁是多重因素促成的结果，但具有根源性的却是文化。从直观看，经济增长是各种生产要素有效开发利用的结果，但自然禀赋优越并不能构成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少数石油储量丰富国家是特殊情况）。即便发展的初始条件十分不利，但如果一国有科学而合理的发展战略，同样可以趋利避害，实现经济高增长。而好的发展战略的制订和有效实施主要取决于一国的政治品性。而政治的特性又主要是历史与文化思潮诱导下的产物，一国政治精英集团的科学思维和进取精神一方面具有历史遗传的基因，另一方面也接受了他们所处时代先进社会思潮的洗礼。政治体制及政治文化也深深打上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烙印，深受先进社会思潮的影响。好的发展战略有效实施还与国民的参与紧密相关，而国民性格（思维和行为规范等）的不同造成了不同的发展结果。当然，从近代中国的发展历程看，马克思主义、现代化思潮、市场化思潮被引入中国，并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这些思潮都被中国化了，传统文化的基因不但没有消失，而且经过现代转换，融合了其他文化元素，具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因此，不同的文化孕育了不同的政治和不同的国民，不同的政治和国民决定了不同的发展战略及其实施效果，也就产生不同的发展结果。 　　可见，对于后发国家，适宜的发展战略、适宜的政治、适宜的文化是发展的必要条件。而文化具有根源性，它对另两个条件具有催化和孕育作用。虽然它对发展不是独立、直接地发挥作用，但它的影响却更广泛、更持久，而且是更深层次的。文化是依附在整个经济社会之上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对经济、政治是一种无法选择的约束。因此，文化赋予一个国家发展道路以鲜明的个性特点，它带有的巨大历史惯性使制度模式呈现各具特色的不同类型。它作为一种历史沉淀还可以加速或延缓制度成长。尽管在现代化的冲击下，文化会发生适应性变化，但它还是朝着自己习惯的方向前进。当然，虽然文化对现代发展的启动具有根源性作用，但不能无限放大。 　　需要指出，这里对文化优劣标准的判断，主要是指它对经济发展和制度变迁的作用，而且这种好坏的判断是一种事后观察。从世界文化的角度来看，第一次、第二次现代化（发展）大浪潮都发生在基督教文化圈（只有日本是例外），第三次大浪潮明显地转向儒教文化圈（土耳其是例外，拉丁美洲是基督教文化圈）。从历史事实看，基督教文化和儒教文化是有利于现代化的。当然，从上面的历史事实并不能得出其他类型文化的国家就完全与现代化无缘的结论。只能说哪种文化更有利于现代化。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间，伊斯兰文化国家在世界发展大潮的冲击碰撞下也会走上经济增长的快车道。 　　同时，我们也不能从现代化起源于西方文化就可以用优与劣、先进与落后这些简单的字眼来评判西方和中国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