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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朝乐府民歌在同时代的接受研究 　　北朝乐府民摘要：南北朝时期是中国文学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其中北朝乐府民歌成为中国诗坛上一朵奇葩，多方位地展现了北中国的社会现实和人民生活。它以其铿锵豪迈、勇武刚健的风格面貌，一经出现便对同时代的南北朝文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试从接受主义理论出发，着力探索北朝民歌在它出现同时代的接受情况。 　　关键词：北朝民歌，同时代，接受，文人诗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026X（2014）02-0000-02 　　一、论题研究现状及选题意义 　　近代以来，研究北朝乐府民歌的论文或专著非常丰富。但大多数研究者集中于探究北朝民歌的风格特点、内容分类以及热衷于南北民歌之对比分析，更有一部分研究者将研究目光局限于北朝民歌中《木兰诗》、《敕勒歌》等少数几篇脍炙人口的篇章，引经据典，考证查究，希望能反映出此类篇章在历史上的真实面貌，但往往也因研究目标过于狭小而无甚新果。 　　本文拟从接受理论的角度考察北朝乐府民歌在它产生同时代的接受情况，不仅涉及北朝民歌自身的研究，也与它产生的那个时代密切相关。 　　二、关于接受理论 　　接受理论，即接受美学，这一概念是由德国康茨坦斯大学文艺学教授姚斯在1967年提出的。接受美学的核心是从受众出发，从接受出发。姚斯认为，一个作品，即使印成书，读者没有阅读之前，也只是半完成品。 　　从接受美学的理论出发，北朝乐府民歌的歌辞本身只是一种“文本”，它在等待着被人发现，或者说是“积极介入”，如果没有与读者构成对象性关系，没有突破自己孤立的存在，那么，他就不可能与读者共同完成一个接受与被接受的过程，也就不可能上升为“作品”了。 　　三、北朝乐府民歌概述 　　北朝乐府民歌是指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人民所创作的民歌，其内容丰富，语言质朴，风格粗犷豪迈，主要收录在宋代郭茂倩的《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梁鼓角横吹曲》中，今存60多首。另有一部分收录在该书《杂歌谣辞》中，比如我们熟悉的《木兰诗》、《敕勒歌》等。两者合计，共七十余首。 　　葛晓音《八代史诗》称“北朝乐府民歌是八代诗史中的瑰宝”，这大概是至今为止给予北朝乐府民歌的最高赞誉与评价。北朝乐府民歌因其独特的地域性、民族的多样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习惯的独特性，从而与南朝乐府民歌显出不一样的面目。北朝民歌最突出的一个特点是它的民族性，它不但是当时鲜卑族、羌族、氏族、匈奴、羯、敕勒等民族的诗歌，而且也以当时的民族生活和民族矛盾作为它反映的中心，它是中古时期各游牧民族与汉族在北中国的舞台上生活和斗争的一部形象的历史记录片。它丰富多彩的内容广泛涉及了北朝社会生活的许多重大问题，展现了北朝大动乱时期的社会面貌和各民族的生活场面。它不仅是我们了解北方各族人民的思想和感情的文学作品，也是认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生活习俗的社会史材料。 　　以内容而言，北朝乐府民歌有战争、爱情、行役、豪侠、思乡等类型，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北方战乱的时代背景下，女性婚嫁、苦难孤儿、贫富差距等社会问题，展现了一幅幅色彩鲜明的中古北方民族的社会风情图画。 　　四、南北朝史书及文论对北朝乐府民歌的接受 　　（一）《魏书?张彝传》中对北朝乐府民歌的重视 　　“制礼作乐”往往为封建社会一个新的统治集团所看重。拓跋氏族在兴盛过程中，逐渐认识到了礼乐的作用，“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莫不和顺；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莫不和亲。又有昧任离禁之乐，以娱四夷之民。斯盖立乐之方也。”北魏统治者显然已经接受了儒家的那一套政治功能性极强的礼乐教化内容，因此，他们也开始重视起新王朝的礼乐建设来。由史料记载可知，北魏有自己的乐府机关“太乐”或“乐署”，有专门的制乐人才，有意识的搜集不同民族和不同类型的乐舞。而彼时流行于北中国大地的民歌自然引起了北魏高层统治者的关注。据《魏书?张彝传》载，北魏官员张彝曾奉敕采诗。 　　采诗始于高祖（孝文帝拓跋宏），“乃命四使，观察风谣”，说明这是一场有组织的官方行为。又《魏书?乐志》云：“太和初，高祖垂心雅古，务正音声。时司乐上书，典章有网，求集中秘群官议定其事，并访吏民，有能体解古乐者，与之修广器数，甄立名品，以谐八音。诏‘可’。”显然，拓跋宏、张彝等北魏上层统治者是把北朝乐府民歌当做了与《诗经》中《国风》同等教化价值的礼乐精品，他们把散落在民间的这些歌词收集起来以后，经过乐府的再次整理和配乐，就会在上层社会迅速流出开来，广泛应用于歌舞宴会和军戎祭祀，并引起文人和贵族的模拟仿作。 　　（二）《南齐书》中对北朝乐府流行盛况的描绘 　　《南齐书?乐志》载： “太元中，苻坚败后，得关中檐?胡伎，进太乐，今或有存亡”。由于音乐曲调的传播对语言媒介的依赖性相对要低得多，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