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是如何炼成的.docVIP

精神科医生是如何炼成的 　　再过三个星期，妻子就将分娩，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的住院医生付冰冰退掉了在东二环保利剧院后面租的房子，将家搬回了自己去年在通州买的房子。从那里到他工作的安定医院，无论选择什么样的交通方式，时间都差不多是之前的三倍，这对于早上七点钟就要赶到病房的他来说，意味着起床时间要提前好长一截儿。 　　因为高考志愿上填了“服从调剂”，付冰冰被医学院调进了刚刚成立的精神病学专业。他曾希望通过考研转到神经内科，但考研失败将他“推”进了安定医院，在2009年8月进入了住院医生的“五年培训计划”行列，成了病人眼里的“小大夫”之一。 　　今年是安定医院的第100年，也是付冰冰来到安定医院的第五年，明年初他如果通过院里的“第二次大考”，将升为主治医师，迈出所有医学生职业生涯的重要一步。今年10月，差不多在孩子降生的同时，在职研究生课程也将开始，付冰冰没有陪产假，他去年靠值夜班和加班攒出了四十多天假期，但最后能使用多少，“还要看病房的情况由主任批”。 　　作为中国近两万名精神科医生的一分子，在职业生涯初期，付冰冰也许还尚未像他的前辈们那样，尝尽精神科医生的人生百味。如果说精神病人是这个社会里边缘人群，那么精神科医生在医疗体系中也是对等的弱势群体。他们职业生涯与同行相比枯燥而充满风险，备受偏见，多获得的，是千奇百怪的病人和他们身后的社会万象。 “时间长了会不会得病？” 　　之所以很多人“被动地”成为精神科医生，与这个职业备受偏见有关。中国的精神科专业医院的前身大多都是精神病人收容所，在世俗的眼中，这里是“疯子”的聚集地，是“无法理喻”的危险空间。 　　安定医院的副院长李占江回忆起八十年代刚工作时，他经常对陌生人掩饰自己的职业：“很多人知道我是精神科医生，甚至会问我，你们在那里待的时间长了会不会得病？” 　　相比普通人看待这个职业异样的眼光，同行们的偏见可能更让精神科医生们难过。1992年临床专业毕业的姜涛被分配到安定医院时，在北京东城长大的他甚至不知道这座医院地址在哪儿。那时他有时面对大学同窗，也难于启齿自己做了精神科医生：“我们那会儿去北京市卫生局开会，主席台上点名问‘安定医院的来了吗’，其他医院的医生们在底下就先会笑成一片。” 　　除了偏见和歧视，工作强度大、风险高、待遇低同样也是让年轻的医学院学生们“躲避”精神病学专业的客观原因。付冰冰说，“谁都知道，收入上内科不如外科、精神科不如内科。” 　　做住院医生的第一年最苦，工作从周一到周六，早上八点到病房，名义上晚上十点下班，但写完每天的医嘱、给一些病人开完睡眠药，离开医院一般都十点半了。晚上十一点回到宿舍，洗洗涮涮，十二点就得赶紧睡觉。 　　在安定工作满两年后，付冰冰通过了院里“第一次大考”，有了出门诊的资格。作为国内少数几个拥有三甲资格、唯一一个有着百年历史的精神专科医院，安定医院的门诊楼连大厅里天天人满为患，偶尔有患者躁狂发作，人们才会躲避、挤让着为他闪出一条路来。二楼的各个诊室门口，站在走廊里、坐长凳上排队候诊的人同样拥挤不堪，为医生送病历的护士也只能抱着牛皮纸的袋子，在人缝儿里侧身扭过。 　　付冰冰每周出一天抑郁门诊，与另一位同事在十平米的诊室里，平均每人要看五十个号。他们将门诊的工作分为两种：为来开药的病人看病叫“刷方子”，为首次就诊的病人看病叫“写白本”。往往，付冰冰正在这边询问着病人的情况，那边就不断有着急的病人推门、探头，一些挂不上号的病人更是会径直而入，要求他给“加个号”。在每个病人四元钱的挂号费里面，医生只获得八角的报酬。 　　更多的工作时间，付冰冰是在住院楼九病区的值班。在那里，七八个年轻的医生“糗”在一间不到十平米的空间里，一人起身走动，别人就要挪动屁股下的转椅给让出一道缝儿来。像付冰冰这样的“住院医”，每个人要负责十位左右的住院病人。新病人住院当天，他们最短要用四十分钟的时间，耐心向家属详细了解病人的既往病史、家庭关系、社会关系，再把这些情况逐字敲进电脑，存档进电子病历。有时赶在他值班时一天新来五六个病人，那就连饭都顾不上准时吃，遇到躁狂症状的病人，被抓伤也是常事儿。 　　在住院楼的另一端，即便是作为八病区病房主任的姜涛，促狭的办公室的空间也仅仅容得下两个人转圜。 　　“我们精神科医生比别人节奏慢多了，你看综合医院急诊的24小时住院医，那来的可都是急茬儿。”姜涛半调侃着为自己寻找着一点“优越感”。事实上，姜涛来到安定医院工作二十二年，每天工作十四个小时的强度几乎没有变过。每天早上七点开始查房，十点才能坐回椅子上歇会儿。 　　与专门治疗抑郁症的九病区不同，姜涛负责的八病区收治的主要是精神分裂症、毒瘾和酒瘾等更具攻击性的病人。“比如有的病人会陷入幻听，将医生当作特务，而自己是国家安全人员，跟踪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