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与陌生：作为摄影师的袁毅平.docVIP

熟悉与陌生：作为摄影师的袁毅平 　　在中国摄影界，袁毅平，是一个熟悉的名字，是一位资深的摄影前辈。《东方红》，1961年拍摄的一幅天安门日出的彩色风景照片，既是袁毅平的传世佳作，也成了他的刻板标签。 　　实际上，自20世纪50年代至21世纪初中国摄影发展的历程中，袁毅平具有多重身份：摄影师、编辑、摄影理论研究者、摄影批评人、摄影协会领导者、摄影活动组织者。时间将他与摄影编织成了一个实心球，从照相馆人像摄影扎实训练起步，到职业新闻摄影的锤炼，进一步以编辑的视点审视和评价影像，进而研究摄影的理论与美学。他以一位在摄影的自觉实践中成熟起来的领导者，参与摄影行业政策、规范的制定与决策、执行与推广。他为人谦逊、温和，待人热情，五十多年来，太多活跃在摄影行业一线的人，无论天南海北，都喜欢称袁毅平为“老师”，因为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过袁毅平直接的帮助和提携。2014年，88岁的袁毅平早已被尊为“袁老”。近几年他积极主动地向摄影界敞开自己，不仅愿意讲述一生的摄影历程，也不遗余力地翻箱倒柜，打开一包又一包牛皮口纸袋和旧信封。他期待这些散落的底片与文稿，将往事和影像重新呈现。这也是以袁老为代表的摄影前辈，送给与中国摄影界的一份丰厚馈赠吧。 　　我在2013年初接受中国摄影家协会理论研究部“中国摄影文化抢救计划”的任务，开始做袁毅平口述历史及摄影研究。在大学教学摄影二十年，我每天面对年轻的面孔。也许职业的因素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的理念早已明晰，摄影的历史，只有让年轻摄影人来接受才能传承，中国的摄影前辈和摄影历程，需要年轻人的理解和认可。年轻一辈的摄影人知道袁毅平的不多。不仅因为《东方红》这样的影像，淹没在互联网的海量图像洪流中，不足以吸引眼球，也因为中国摄影史的呈现中，经典名家常常只有一个人名、两三张作品、四五个头衔。摄影人、摄影活动、摄影思潮和时代进程缺乏血肉相连的整体性展现。如果现在要回答年轻人的提问：袁毅平是谁？我该如何去证明袁毅平的多重身份及其价值呢？他个人的成就在中国摄影的发展历程中又起到了怎样具体而微的作用？我该介绍袁毅平的哪些摄影经历就可以引导年轻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摄影发展的脉络？非常遗憾地说，以上的问题在研究项目开始之前我是无法回答的。甚至，我觉得熟悉袁毅平的很多摄影界人士也不能够说出袁毅平五十年摄影生涯中的二十张优秀照片，写过的十篇重要文章，推动和实施的三、五个摄影工作项目。 　　因此，做袁毅平摄影研究的目的就非常明确了：我希望通过对他的口述采访、整理摄影资料、整理文章和手稿，清晰地梳理出他摄影生涯的脉络，准确地还原出他在摄影领域的成长、发展轨迹，诚实地呈现出他的个人成就与中国摄影行业的关系。进一步而言，通过对他的个案研究，我不仅要在中国摄影历史版图上给他找到一个经纬度明确的位置，还要能够画出一幅3D图形，描绘出他这座山，他的轮廓、形状甚至他内部蕴藏的宝藏。我确信中国摄影历史的蓝图，必需依靠这样一个点一个点，一座山一座山来定位、描绘。 　　一年前，我组织了一个小团队，希望和年轻人一起做袁毅平摄影研究。首先我带领了两名“80后”研究生，何博与杨露，进行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 　　自2013年3月至6月底，每周两次，每次三小时，上午9点到12点，我们三人去位于北京北土城边的袁老家进行口述采访。这样的集中采访进行了近三十次，大约有8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2013年下半年及2014年3月以来，我们的采访小组继续与袁老见面、交谈、整理照片。目前已经积累有100多个小时的采访录音。 　　袁老住在80年代初盖起来的六层砖结构的老式楼房，社区安静，旁边有医院和大面积的绿地。他选择了这样方便的环境，但是却不得不将就着狭小的居住空间。他和老伴一起生活在一套小三居内，他的房间长约6米，宽2米多，单人床、写字台、简单的沙发和满满的书柜。他总是坐在朝阳的窗户前的书桌边，每次我都是贴着墙坐，以保持和袁老面对面说话。我们之间的距离，不超过一米。而另外的两个年轻研究者则在这间狭小的屋子里面度过了100多个小时观看他的侧面甚至背影。每一次采访，我们九点到，他让保姆给我们倒上水，有时备一些水果。他自己则在三个小时的交谈过程中，不喝水，不上厕所。只是有时电话铃响，摄影界的活动邀请或者老朋友的电话问候打断了我们的交谈。87岁的袁老以清晰的思维向我们这些他的下一代、下下代追述从童年开始的人生，讲述摄影界的三教九流。他讲话带有南方口音，但是很容易懂。他的讲述，很口语，很轻松，但是也有故事性强的，有很多细节，很文学。他讲起故事来，会自己禁不住先笑起来。 　　听一位老人讲故事，需要一种能力。在采访进行了一个月之后，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做这个项目的优势。因为我的父亲曾经在《大众摄影》杂志1979年复刊后担任过十年的编辑。所以协会的很多叔叔阿姨我都熟悉，至少也熟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