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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至9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回顾与思考 ------ 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 社会史研究是20世纪中国史学值得探讨的一个领域，它的有关理念萌发发端于该世纪初，在经历了停滞、复兴又发展的曲折历程后，到本世纪末成为中国历史学术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尤其是80至90年代社会史出现了复兴，对社会史的研究也全面发展起来。在这期间，出现了从“眼光向下”到“自下而上”的理论趋向，本文就这种理论趋向作一简单的回顾与思考。 一、“眼光向下” 20世纪80年代以后，社会史研究对1930至1980年这段时间的中国史学发展的种种弊端进行了全面的反思，对史学进行了一场结构性调整。主要表现为研究课题的大大拓宽，在这一点上，可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是对20世纪上半叶那种倡导眼光向下、关注普通民众的研究倾向的一种回归。 80年代中后期开始复兴的社会史研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从事社会史研究的学者非常积极地有意识地对社会史的理论进行探讨，并且就社会史的定义、学科定位、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诸多问题提出了各自不同的认识。在这期间，主要的两派观点是专史说和通史说，而大部分学者所持专史说，1即认为社会史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是专门史，与政治史、经济史、思想史、军事史、外交史等专门史并行，又从各自的研究对象出发，将社会史定义为社会生活史、社会行为史，由此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史学专门领域之外再拓出一个研究领域。相比起专史说而言，少数持“通史说”的学者似乎应以陈旭麓、张静如为代表。他们倡导好的通史应该是社会史，即通史应“反应一个过去了的时代的全貌”应该讨论“社会整体发展的过程”。2 由于为社会史这一学科规划出一个明晰的研究范围，于是从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社会风俗、社会群体、社会问题等较为具体的社会史研究领域到社会结构、社会变迁、社会运行、社会控制、社会功能等更为抽象的研究范畴，都有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予以支持，由此极大地扩展了史学研究的对象范围，这也是社会史对中国史学界近20年来的发展所做出的最显著的贡献。 具体的研究可谓琳琅满目。在社会生活史方面，最有代表性的应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的《中国古代社会生活史》10卷本丛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陆续出版），已发行4种。另外，冯尔康、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也是这个领域不可多得的好书。在社会结构研究方面，除冯尔康主编的《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外，还有大量的有关社会群体的研究，涉及性别集团，如妇女史；身份职业集团，如士人、乡绅、商人、农民、官员、游民、移民、艺人等历史；年龄群体如老年人、儿童的历史等。 在社会惯制史方面，研究者最为关注的仍是社会的基本组成细胞——家庭，以及建筑在家庭基础上的家族、宗族制度。通论性的家庭史研究以王玉波的一系列家庭史研究著作为代表，3其他如冯尔康的《中国宗族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4年）、常建华的《中国文化通志-宗族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钱杭的《中国宗族制度新探》（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都是这一领域的力作。断代及地域性的家族史研究如谢维扬的《周代家庭形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郑振满的《明清福建宗族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等，是这一领域中的代表之作。 由此可见，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学家把目光从精英和政治事件逐渐转向民众、基层社会和日常生活的研究。这种“眼光向下”的研究倾向是对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的研究旨趣的一次间断后的接续，但不管从规模，还是从研究领域拓展的广度以及有意识地运用多学科方法的程度上来说，这一时期的社会史研究都是一种更高层次上的回归。 “眼光向下”看历史把目光放到更为宽阔的领域，使史学研究的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并由此带动了史料来源的扩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但研究者的立场却因缺乏主体的自觉，有可能依然是高高在上的，可能会不自觉的带着某种优越感，“自上而下”地审视芸芸众生及其命运。这就有可能带来两方面的后果：一是所进行的研究带有某种猎奇猎艳的色彩，只是为了满足某种对于我们过去知之甚少的东西进行了解的欲望，而没有真正采取一种同情理解的立场；二是导致对重大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解释的忽略，似乎只注意一些鸡毛蒜皮的生活琐事，而不去关注那些给人们印象深刻的宏大历史叙事，以至人们将某些社会史讽刺为“剩余的历史”或者“漏掉了政治的历史”4这些问题在90年代以后有所改善，即在“眼光向下”的研究视野之外，一些学者开始体验国外学者所倡导的“自下而上”的社会史研究，这一转变对中国社会史的进一步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自下而上”看历史在中国的实践，是对前者概念体系的重大改进，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