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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先秦儒家的诗意德育 冯铁山 栗洪武 （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陕西西安，710062 ） 摘 要：先秦儒家是诗意德育的积极倡导者与践履者，其思想精华包括“性善”与“好 德”的德育人性观、“效法圣贤”与“致中和”境界的德育目的观、“以善统真”与“以美促 善”的德育实践观、“以诗言志”与“比德喻志”的德育言说观四个方面，不仅为建设中华 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哲学智慧、伦理处事原则，而且对实施完整、有效的德育有着重要 的启迪意义。 关键词：先秦儒家；诗意德育；德育思想 与西方传统“爱智”的文化有本质区别的是，中国文化的本体是诗，中国传统文化是诗 [1] 中国古代德育思想的产生也和传统艺术一样是以诗意文化为土壤的，所以就中 意的文化。 国古代德育本质而言是属于诗意的，或者说诗意是中国古代德育的本质属性。所谓诗意，是 指像诗里表达的那样给人以美感的意境，使人自由地与自然、社会、自我三重生态和谐相处 而获得愉悦的情意。所谓诗意德育，指的是中华民族运用诗一样的言说方式和意蕴进行道德 教化的活动。这种德育不同于西方“问理”的德育，而是属于“问心”[2] 的德育。它凭借诗 的精神实践方式，赋予自然、社会、自我及其彼此之间关系以审美的观照，注重德育主体内 心的体验与感悟，促使受教育者在获得审美愉悦的同时，又获得道德理性的认知和道德情感 的升华，从而完善其人格品质，提升其思想境界。从历史的维度看，先秦儒家是诗意德育思 想的积极倡导者与践履者，探索先秦儒家诗意德育思想，对于我们把握德育的思想文化基础， 建构符合中国文化语境的德育理论与实践操作机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性善”与“好德”：诗意德育的人性观 物质生产条件不仅决定着人们的社会生活方式，而且决定着一定社会生活方式的思想文 化样态。中国古代先民赖以生存的是以大河为中心的大陆地理环境，由于对自然条件以及土 地的依附，自然形成重农业轻商业的生活方式。这种以农为本的生活方式是以顺乎天道为逻 辑前提的，从而导致中国古代先民对自然与鬼神抱有无限崇敬与信仰的态度。到了春秋时期， 出现了重“人”与重“民”的社会思潮，原始宗教发生了人文化、道德化的嬗变。《礼记·表 记》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 人而忠焉。”周人从殷人的失败中进行反思，逐步意识到人民的作用与道德教化的重要性， 并把“德”作为改造社会与人的重要力量，期待“敬德保民”，开始从“神谕论”转向“人 义论”的生活与思想文化方式。王国维先生认为：“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3] “神谕论”是以盲目迷信天神和祖宗神的“神性”为终极根源，而“人义论”是以人的好德 为基本特征，其终极根源在于“人性”。 如何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关键在于如何认识人性。先秦时期是中国哲学史上探讨人性 问题的发端期。诸子百家“性有善恶”、“性无善无不善”各执一端，争论不休。先秦儒家却 对人生充满了信心。他们在社会伦理实践的德性理解与总结的探索中，赋予人性以善的伦理 诠释，认为“性自命出，命自天降”[4]，尽管天降之人性从不同的角度看有“性善”与“性 恶”之分，但在社会属性方面，人不同于动物的地方就在于人有人伦礼义等社会性的道德要 求，人之为人的本性在于人有人伦之善。这一富有诗意特质的人性观可以追根溯源到前儒家 时期，《诗经》、《尚书》等文化典籍就有所论述。“天生蒸民，其命匪湛（诚）？”（《诗·大 雅·荡》）民天生富有“诚”的善性；“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诗·大雅·蒸民》）民天性 喜欢拥戴有德之人。《尚书·洪范》记载：“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终命。”老百姓天性爱好的除了“长寿富裕安康”之外，“好德”也是重要的天性。这 些论述表明，“性善”是“好德”的逻辑前提。 先秦儒家最早提出人性命题的是孔子。尽管在相关论述里，看不到“性善”的直接论述， 但他从“十五志于学”直至“五十知天命”的伦理实践中体悟到：“天生德于予。”（《论语·述 而》）而天生之德性是“相近”的，如果“苟志于仁矣”（《论语·里仁》）且“道之以德，齐 之以礼”（（论语·为政》），人的德性会朝善而“无恶也”的方向变化。孟子是先前儒家“性 善”、“好德”诗意德育人性观集大成者。他从人的社会属性确认人的价值，直接而明确地把 人性确定为道德的本源，并由此而给人性以“善”的价值规定。他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