禽流感来袭：一座城市的恐惧与哀伤.docVIP

禽流感来袭：一座城市的恐惧与哀伤 4月10日，上海人民广场的工作人员正在对广场上聚集的大量鸽子的粪便进行清洁、消毒 4月8日，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鸡肉销售因禽流感大受影响，购买者寥寥无几 4月13日，医务人员进入北京首例H7N9患者家中采集排泄物和血液样本 鹌鹑十年一场空 　　鹌鹑“居有常匹，飞则相随”，很受人们喜爱，再加上它“动物人参”的美称，近年来的市场不错，张文华一年能卖掉1000万只鹌鹑。然而，10年间的两次禽流感让他猝不及防、焦头烂额，用张文华自己的话说：“竹篮打水一场空。” 　　张文华告诉本刊记者：“我今年45岁了，可别人都说我像65岁的，头发都白了，人家都喊我‘老爷子’。2005年那次禽流感我赔了150万元，今年这次已经赔了100万元。” 　　2003年，四川人张文华来南京做鹌鹑生意。他当时雄心壮志，一个人打通从种苗、孵房到养殖、销售的“一条龙”，生意覆盖南京、镇江、马鞍山、句容、扬州，还雇来30多位养殖户。 　　2005年第一次禽流感过后，张文华不得已而缩短自己涉及的产业链长度，他砍掉了种苗和孵房两个环节，愿意跟着他的养殖户也只剩下16个老乡。“一是这一行利润低，风险大，谁也说不准行情，一些人赔了就不做了，二是养鹌鹑又苦又脏又累，南京本地人也没人愿意做。我从镇江买进鹌鹑苗，按6毛5一只供应给养殖户，也提供饲料，然后按2块5一只回收，这东西的市场价一般是10块钱3只。” 　　现在，张文华自己不做养殖，只负责联系各个菜市场供货。他和16位老乡之间没有合同，全靠口头协议和多年交情。16个养殖户分散在六合、栖霞和江宁区，每户租十几间农村的平房，用木头和网绳做成笼子，每4～6天引进6000只左右的鹌鹑苗，一个多月就可以上市去卖。之所以不集中养殖，有三点原因：一是为了方便运输，直接送到各地的菜市场；二是对养殖水准的控制能力不足，担心一家鹌鹑生病，迅速影响到其他几家；三是鹌鹑市场和鸡鸭相比还是销量小，加之资金有限，搞规模化养殖有难度。 　　王孝容是16位养殖户之一，也是10年前就开始养鹌鹑。王孝容租的18间平房位于栖霞区甘家巷新合村中菜8号，她家里养了将近6万只鹌鹑。4月12日上午9点多，她家里来了两名中菜大队的工作人员，带着南京市城市管理局4月7日公布的《关于禁止饲养家禽家畜、种菜的通告》，要求她尽快把家里的鹌鹑全部处理掉。和她接到同样上门通知的还有六合区葛塘镇四周村四周组3号的张登国。 　　在此之前，王孝容已经埋掉了3万只。她告诉我们：“养一只鹌鹑一天就是接近两毛钱的成本，像我们这几家每户都有5万多只鹌鹑，全都卖不出去，不埋掉怎么办！” 　　王孝容告诉本刊记者：“我跟执法人员说，我的鹌鹑太多了，这些损失怎么办？来的是两个女的，大概40岁的样子，她们说：‘不管你，不杀完不行。’我就生气了：‘你要检查出我的鹌鹑有病毒（H7N9禽流感），我肯定负责任的，你要是没检测出来，你们要给补贴吧？’她们说：‘反正你不要抬扛，反正你要杀。’我说，我这有两三万只鹌鹑，我杀一天也杀不完啊。然后她们就走了，说不杀的话以后要罚款。我和儿子今天杀了一下午的鹌鹑。” 　　这次禽流感发生后，王孝容和其他15位养殖户总共埋掉了60多万只鹌鹑，还有大概20万杀了放到冰柜里，自己也吃掉小部分。“公的鹌鹑统统埋进地里，母的留了一部分等以后市场恢复了还可以产蛋。” 　　张文华向我们强调：“我们都没往河浜里倒，就是在田地里挖坑埋的，有的埋在山上。”之所以选择埋掉是基于他上一次禽流感的教训：“我那次把所有的鹌鹑杀了都放进冰柜，但是每个月的冷冻费就是1万多块钱，到最后市场恢复了，鹌鹑也冻干掉了，没有水分不能卖了。” 　　说到10年来做鹌鹑生意的伤心处，张文华声音哽咽：“我就没赚到钱，我这辈子最遗憾的是没给我小孩搞到南京户口，本来买房子就可以落户的。我小孩原来在南京一中上学，成绩很好，可是没有户口只能回四川高考，如果我赚到钱了，孩子就能在南京考试上学了。” 　　对养殖户而言，禽流感威胁的不仅是健康，还有对市场的信心。“2005年的禽流感让我差不多倾家荡产，到去年刚刚还账还清楚，今年又来这么一下，这个禽流感真是害人害得不得了！”张文华叹了一口气，“我这十几年白干了，到现在还是租的房子，别人做生意是路越来越宽，我的路是越来越窄。我现在只保留了一部分种鹌鹑，这个市场要是3个月还不见好转，我也觉得没意思了，不再做了。” 活禽无市熟鸭难卖 　　南京人嗜好食鸭是出了名的，这里有起码100多家鸭子加工企业。夫子庙老张家的樱桃鸭店凭借“炒盐腌、清卤复、晾得干、焐得透”的祖传工艺，曾被曾国藩誉为“金陵第一鸭”。南京鸭业协会秘书长燕东峰告诉本刊：“2011年南京加工销售的鸭子有1.2亿只，鸭业经济总值120亿元。”根据我们的走访，禽流感侵袭使得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