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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计划生育进程的三个研究报告 　　2013年11月15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决定放开“单独二胎”，人口政策进入新的调整时期。 　　“我们当年计算过，比现在还要早六七年就应可以逐渐放开二胎了。国家选择现在放开，是一个非常慎重的决定。”在1980年代担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统计处处长的萧振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萧振禹参与了2006年社科院有关人口政策研究的重大课题，课题组的结题报告，提出了“生育政策软着陆”的建议。 　　于景元也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1979年，在第七工业部（简称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的带领下，时任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于景元等人建立了数学模型，对20世纪末的中国人口数字做出了预测。 　　在这一预测数字的基础上，由宋健执笔写出初稿，1980年9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国由此进入“一胎化”时代。 寻找政策变量 　　1978年3月，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部宪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国家提倡和推行计划生育”。这是计划生育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从此，控制人口、计划生育开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这年6月，时任七机部二院副院长宋健来到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出席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全体成员大会。 　　在会上，一名美国学者告诉宋健，他手头有一个用偏微方程描述的人口模型，可以预测未来的人口数量。他觉得，这个模型对于人口众多的中国可能会有用。 　　从事控制论和导弹研究的宋健从未接触过人口学，觉得很新奇，遂将模型带回国内做研究。 　　宋健找到时任二院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于景元和计算站工程师李广元，一起研究这个模型。于景元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我们当时很惊讶，没想到人口还能用偏微方程来描述，和我们从事控制理论研究有共性。” 　　宋健让李广元去国家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一下，国家需不需要这方面的研究。 　　其时，国务院成立了新的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陈慕华担任组长。6月底，领导小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提出了争取在三年内把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7年时的千分之十二点一降到百分之一以下的任务。至于如何才能完成这个任务，计生工作者们并没有能够量化的措施。 　　“当时我们的思路是，计划生育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不宜采取过激措施。”彼时在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从事统计工作的萧振禹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 　　得知宋健那里有这样一个模型可以进行测算，计生办反应热烈，“正愁不知道该怎么计算呢”。 　　由计生办出具介绍信，李广元到公安部要来了每年的户籍人口汇总资料和建国后两次人口普查（分别为1953年和1964年）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些数据，宋健小组对原人口模型进行了改写，使之更便于上机计算。 　　人口模型有几个重要参数，包括死亡率、生育模式（指妇女在生育年龄区间不同年龄下的生育水平），都需要通过统计数据，建立函数。为了进行人口预测和政策模拟，在模型中还需确立一个体现政策的“政策变量”。 　　于景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国外人口学界提出了“妇女总和生育率”的概念，即一个妇女这一生生育孩子的总数。“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代表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1.5，代表一半家庭生一个孩子、另一半家庭生两个孩子；2，代表一对夫妇生两个孩子。以此类推。这个概念可以体现国家人口政策，正适合做为“政策变量”。 　　人口模型改造完成后，交由李广元所在的计算站，对设定的不同的“妇女总和生育率”，用大型计算机进行测算。 　　1979年1月，中国人口学会在四川召开学术年会，李广元代表宋健小组参加，并作了发言，将这一方程公之于众。此时方程计算尚未结束，但模型本身已经引起了轰动。 　　不久，结果出来了：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到2000年，中国人口为10.5亿；生育2个孩子，为12.22亿；生育3个孩子，为14.20亿。结果还显示，在中国，妇女总和生育率临界值为2.14，也就是说，如果“妇女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2.14，则死亡和出生人数相抵，人口进入零增长，总量基本保持稳定。 报告报送政治局 　　1980年1月，宋健、于景元、李广元和田雪原（中国社科院人口所研究人员）联合署名，写了一份报告，送给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和中国社科院副院长许涤新。 　　2月8日，钱学森致信国务院副总理、国家计划生育领导小组组长陈慕华称：“我认为这是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工作者进入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工作者一道，共同解决国民经济问题的一个良好开端，应该支持。知道您领导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把全部材料转呈给您，供您参考。”2月10日，许涤新也给陈慕华写了信，表示自己“同钱学森同志一样，很重视这一预测和分析”。 　　2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