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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德的思想及评价 汪光宇 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 1724年4月22日—1804年2月12日)德国哲学家、天文学家、星云说的创立者之一、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唯心主义，不可知论者，德国古典美学的奠定者。思想主张人非工具确立了人类的主体地位康德的“三大批判”构成了他的伟大哲学体系，它们是：“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和“判断力批判”（1790年）。 康德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不可知论者，他调和了经验主义和唯理主义的矛盾，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不可知的物自体，人类的理性无法认识，人又先天的直观形式时间和空间分别对应数学的代数和几何，人的认识能力由于物自体作用与我们的感官而产生知觉，然后知性运用范畴去整理这些杂乱的材料，使之成为具有必然性的科学知识。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人不被动消极的面对世界，而是运用知性为自然界立法，这也可以看出康德极大的调动的人的主观能动性，面对怀疑主义者休谟对自然科学的摧毁他拯救了自然科学，也打破了大陆独断论的机械论。但是人类不可能认识物自体，当人类的理性企图去认识物自体是就会导致幻想和二律背反。他在这里限制了人类的理性，为宗教留下了地盘！一、何谓“启蒙”，何谓“成熟”？“自由”乃是“自己”。一切出于“自己”，又回归于“自己”。“启蒙”精神，乃是“理性”精神，“自己”精神，“自由”精神，乃是“摆脱”“外在”支配，“自己”当家作主的“自主”精神。所谓“外在”，乃是“它者”，包括了“人－他人”和“事－客观世界”对“自己”的支配；“摆脱”一切羁绊，也是“自由”的基本意义。所以康德谈论“启蒙”，强调的是运用自己的理解力－理性之一种职能，来认知世界，而不是仅仅依靠“他者－他人”的指导。“启蒙”精神是“摆脱－不需要”“他者”指导的独立自主精神。这样，康德就把自己的“启蒙”观念和传统的“启蒙”口号——“敢于认知”联系起来。“敢于认知”就是敢于自己运用自己的“理智”去独立地“认识”事物，而不依赖也不需要那些外在的“监护者－指导者”。康德很生动地揭示那些依靠它者指导过日子的懒汉，既然已有现成的食谱，何必再费自己脑子。所以康德认为，懒惰和怯懦，乃是“启蒙”、“成熟”之大敌。于是，康德在阐述他的“启蒙”观念时，强调的正是这种“自由”的条件。康德说，“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7]康德许诺，只要允许这种自由，公众的启蒙和成熟，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自由”是康德哲学里最为核心的概念，当然，“自由”这个观念并不始于康德，康德的工作是对于“自由”这个概念做了深入的哲学分析，使其明晰化而进入哲学的基础的层面。“自由”是“理性”的本质属性，是“理性”的存在方式。“理性”曾经被理解为与“必然”同一。“理性”是“规则”、“逻辑”、“法律”和“权威”。中世纪为使神学带有更大的“必然性”，为神学问题的理性论证煞废了苦心；而文艺复兴为了冲破神学的权威转而求助于“感性”。然而自从笛卡儿揭示感觉经验之“可疑性”以后，“理性”的问题又从哲学的基础层面凸现出来；然则，此时的“理性”，为与感性的可疑性划清界限，则强调了一种“摆脱”、“解脱”的意义——从“感性经验”的束缚下“挣脱”出来，获得“自由”。“理性”与“自由”有了天然的联系。在这种思想下，“必然”、“偶然”、“可能”等等哲学范畴，有了新的理解方式。“自由”不是“放任”和“逍遥”，不是“回归自然”，而是“理性”的“创造性”职能。在论“启蒙”的文章中，康德进一步区分了“自由”、“理性”的两种运用，一种是“公开的”，一种则是“私人的”。康德说：“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防碍启蒙的进步。”[9]在这里，所谓“公开的”和“私下（人）的”，康德说明了具体的含义。康德紧接着说：“而我所理解的对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作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在这里，康德在运用“公开的”和“私人（下）的”这两个词上有自己的用法，因为通常“私人－私下”带有“个人－隐私”的意义，恰恰是与“（社会）公职”相对立的。而康德的这种用法我们只能在哲学的理论上找到根据。康德把经验的社会职务，一概归为“Privat”，它和最为广泛的“普遍性－公众性”也是对立的，这种哲学上的“普遍性－公众性”是“无限”的，是人人得而参与和享受的，而一切社会的“公职－职务”，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