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俳句对中国“小诗”的精神影响.pdfVIP

新，确为理想的小诗；于是“有数不清的人去摹仿”。[5]诗坛宿将朱自清都感慨，“从前 读周启明先生《日本的诗歌》一文，便已羡慕日本底短歌；当时颇想仿作一回”；[6]年轻 仿效者更多，从应修人给周作人的信即可窥见一斑。“前几天买来几本去年的《小说月报》， 重看了两遍你底论日本诗歌文，细领略了些俳句，短歌底美……纵是散文而且是译的，但诗 味洋溢之外，也更有一些诗音可听，终不能不说是诗”。[7]渐渐地俳句已“内化”为许多作 者表达情感的一种思维和写作方式，“可以说小诗运动是从周作人的短歌、俳句的介绍开始 的”。[8] 泰戈尔作品译介那一翼人数众多，尤以郑振铎为最。泰翁1913年以东方作家身份首获 诺贝尔文学奖后，引起中国诗坛关注。1918年8月《新青年》上刊载刘半农译的泰戈尔九 首诗；1920年2、3月《少年中国》的八、九期发表黄仲苏译的《园丁集》中的二十三首诗； 1922年郑振铎翻译的《飞鸟集》出版，1923年《小说月报》14卷4、5号开设“泰戈尔” 专号，以迎接泰翁次年访华。这期间，泰戈尔充溢哲理趣味和宗教意识的诗歌，因暗合“五 四”退潮后很多青年孤寂迷惘的情感结构，接近初期新诗的言理思路，能给人一定的精神慰 藉和思想启迪，遂产生广泛影响。“小诗”运动的领袖冰心为其澄澈、凄美、天然的境界感 染，从性灵深处流淌出飘渺神奇、无调无声的情思音乐——《繁星》和《春水》，[9]宗白 华被《园丁集》“那声调的苍凉幽咽，一往情深”俘获，引起“一股宇宙的遥远的相思的哀 感”，[10]仿作者甚众。因这个问题非本文的重心所在，其细枝末节此处不再赘述。 正是以“享乐”为特质的俳句译介，和以“冥想”为特质的泰戈尔诗歌译介两翼合流， 开启了“五四”小诗运动的序幕，使俞平伯、康白情、郭沫若、徐玉诺、沈尹默、冰心、宗 白华、应修人、潘漠华、冯雪峰、汪静之、谢采江、钟敬文等众多作者纷纷青睐“小诗”， 竞相写作，热闹非凡；并且随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俞平伯的《冬 夜》，谢采江的《野火》，湖畔诗派的《湖畔》、 《春的歌集》，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 等诗集的陆续出版，小诗创作进入鼎盛状态，专门性诗刊《诗》也不得不从1922年7月1 卷4期起特别开设“小诗”栏目，为其提供生长园地。而后，批评家们又从理论上加以总结， 1924年胡怀琛还专门出版一本专著《小诗研究》。在翻译、批评与创作的“合力”作用下， “小诗”完成了自己的命名，关于“小诗”的来源“有两种潮流，便是印度与日本”[11] 亦成定论。 从表象看去，“小诗”运动兴起确由两翼东方诗歌的译介共同促成，周作人的判断客观 公允；但事隔八十多年后再仔细推敲，就会发现他的结论并不周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遮 蔽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严格说，“小诗”的本质不是源于两翼，而是一翼，那就是俳句与和 歌，至少是主要源于俳句与和歌。因为周作人置身于“小诗”运动的浑沌之中，缺乏必要的 审视距离，忽略了一个必须提醒人们充分注意的重要事实：若追根溯源，曾被许多人奉为小 诗影响源的《飞鸟集》，其艺术故乡同样在日本的俳句。具体情形是这样的。获取诺贝尔奖 后的1916年，泰戈尔出访日本，在四个多月的居留时间里，他大量接触、阅读松尾芭蕉、 与谢芜村、小林一茶等人的俳句，深为人与自然谐和的《古池》等诗折服，赞叹不已，情 不自禁地在日记中表露对俳人的敬意，“这些人的心灵像清澈的溪流一样无声无息，像湖水 一样宁静。迄今，我所听到的一些诗篇都是犹如优美的画，而不是歌”，而“这些罕见的短 诗可能在他身上产生了影响。他应(日本)男女青年的要求，在他们的扇子或签名簿上写上 一些东西，……这些零星的词句和短文，后来收集成册，以题为《迷途之鸟》(现译成《飞 鸟集》)和《习作》出版”。[12]经许多研究者确认，泰戈尔那些简短美妙的哲理诗是受日 本俳句体启示、在俳句影响下写成，其清新的自然气息、浓郁的宗教氛围和频发的哲思慧悟， 有梵文化和“偈子”背景的制约成分，但更多来自于日本俳句自然观和禅宗思维的隐性辐射。 如果沿着这一线索推理，可以断定那些自以为受惠于泰戈尔滋养的诗人，实则是间接承 受了日本俳句的影响和洗礼。周作人和泰戈尔，堪称现代史上中日交流的两座“文化桥梁”， 一显一隐地存在着，正是借助他们分别的传导力，受过中国古典诗歌扶持的俳句，在1921 年后又开始“逆输入”的“出口转内销”进程，引渡出流行一时的“五四”小诗运动，为其 生长提供了丰厚的思想与艺术源泉。 观念与情调的认同 沿续“所影响的似乎只是诗形，而未及于意境与风格”观点，一些论者再三申明俳句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