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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徐州访谈纪要 　　喻继高（著名工笔花鸟画家、原江苏省国画院副院长）： 　　离开徐州到现在已经62年了。在离开老家之前，基本上就是生活在农村，小时候农村的小孩没有什么好玩的，就是放羊，抓蛐蛐等，同大自然的接触比较多。这对我以后进入南艺跟着老师学习工笔花鸟画，有很直接的关系。徐州这个地方，历史悠久，又是汉文化的发源地，加之五省通衢和毗邻曲阜的独特地理位置，深受不同地域优秀文化和儒家文化的给养。清代以后至解放前后，战火不断，再加上天灾人祸，徐州生活很是艰苦，但是对文化的保存和传承依然十分重视。我在小时候经常读古诗，贯穿一个读书的思想。让孩子好好上学，懂文化，讲礼仪，有一个崇尚文化传统。 　　张立辰（著名花鸟画家、中央美院教授、博导）： 　　徐州是出皇帝和文人的地方。这种文化和精神对我的影响是很深的。我为徐州感到自豪，是因为徐州出了这么多名人。许多乡下农民都不识字，但说出话都很斯文，过年的时候来往都很讲礼仪，使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这种重视文化传统的习惯。这一点对李可染先生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李可染在学习西画的时候，同中国画结合，山水画当中的这种黑，尤其是山的这种雄厚凝重，与西画的那种重视光影类似。中国画不像西画从自然科学的方式重视光影，而是将光影变成阴阳关系，阴阳黑白造成中国画笔墨观念同西方观念不一样。西方是光合色彩的反映，中国画以虚实关系来对待光的作用。李可染用这种中国式的重墨表现的景物尤其是山川，背光与受光，是有深度的关系。将中西结合起来，别人都看不到，很有格调，有比较高的欣赏价值，同时有现代性，和前人不同，融合的恰当，不失中国画的精神。在形式上比较巧妙，有西画的感觉，但艺术语言是中国画，这一点我认为李可染在所有中西结合的绘画中做的是最高明的。不失中国之体，又有艺术高度。 　　程大利（著名山水画家，原人民美术出版社总编辑）： 　　近百年来，从徐州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书画家。民国以来的张伯英、李可染、刘开渠、王子云、萧龙士、王肇民、朱德群、朱丹等书画家成为20世纪的一个现象，不同于江南的“松江派”“华亭派”等等，却是风格各异地竞相峥嵘，在现代美术史上闪现着光辉。李可染在中国山水画上的贡献已成定论，在历史上留下了充实的一页。文化，因传承而厚重，书画文脉传到今天似乎更加壮丽，一代书画家已经影响，有的人已成为当代领军人物。徐州的书画事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繁盛。许多理论家已注意到徐州出书画家的现象，这一地域现象必将被展开并深入探讨。在中华民族艺术的大花园里，徐州书画的奇葩必将更为绚烂，徐州的书画事业前程似锦。 　　李小可（著名山水画家、北京画院艺委会主任）： 　　我觉得作为艺术家，要成功，首先是对艺术的态度，我也经常说态度决定命运。这种态度包括对客观事物的敏感，专注，这是最初的条件。首先是被艺术所感动，李可染是徐州人，13岁拜师，当时他师傅钱先生之所以收他，就是看到当时他作为一个小孩那样专注的看。他有一种敏感，他看到许多老师绘画就很敏感，很惊讶，这种敏感其实是传统文化的表现的特殊性对他的感染。后来他也讲这种敏感其实是一种条件，成为一个艺术家要有多个条件，哪个条件不够，会遇到问题，会有艺术盲点。作为一个大艺术家来讲怎样拥有这些必备条件？首先必须继承传统。但怎样继承传统？他也讲过，大约在40年代，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最大的勇气打出来。这个打进去不仅是对传统技法的继承，也是对东方文化形态与西方文化之间差异性的把握，这是他的精华内核。他还认为对于传统的学习不是一时的事情，对于传统的学习研究感悟是一生的事情。水墨文化是自己的文化，但是也应包含着外来文化，当代文化和西方文化，他曾有一个比喻，说本土文化是血液，西方文化是营养。我们要能不断研究本土文化，又能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才能使我们文化越走越远。他对外来文化那种视觉化的感受曾有一句话：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就是说我们有东方的个性，把外来文化变成咱们自己的，自己想要就要，不是全盘接受。 　　他50年代讲“可贵者胆，所要者魂”说这个胆与魂是东方文化精神，同时也要有一种时代精神，有一种创新冲动。就是说水墨传统的艺术形式，通过你这一代艺术家，通过你的艺术实践，在艺术表现当中寻求新的表现可能性。这个实际上是20世纪大师们所共同追求的东西。 　　朱虹子（《中国艺术报》副社长、美术评论家）： 　　李可染先生应该是整个中国从传统到现代转换中的一面旗帜，特别对于中国画来说，贡献是非常大的，具备划时代的意义。 　　他的贡献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具有现代精神，不是那种从笔墨到笔墨，而是主张为祖国山水立传，主张写山水精神，这样一个美学观，和过去的山水观是不一样的，是从现代人的眼光观察山水，这样一种美学思想和过去天人合一的思想是不一样的。另一个是他完成了传统笔墨到现代表达的一个转换，这个是非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