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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娃与张仃六十年的沧桑与真情 　　灰娃，原名理昭，1927年出生于陕西临潼，十二岁去延安参加革命。1961年被分配到“北京编辑社”做文字翻译，后因病提前离休至今。晚年诗情迸发，被誉为“具有高度独创性”的诗人。2000年其诗集获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周年纪念之“专家提名奖”。代表作品为诗集《山鬼故家》。 　　张仃，1917年出生于辽宁省北镇县，曾担任中国文联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美术家协会全国壁画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副理事长，中国画研究院院务委员，黄宾虹研究会会长，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院长，《1949-1989中国美术年鉴》顾问等职务，集漫画、新年画、现代装饰画、国画、壁画和工艺美术设计于一身的艺术大家。参与创意、设计了国徽、国庆十周年纪念邮票和首都机场壁画等。2010年2月21日离世，享年九十四岁。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西安开始遭遇轰炸。十二岁的灰娃，懵懵懂懂地在表姐的安排下到了延安。灰娃本名叫赵翠娥，但在去延安的路上，大家都叫她小鬼。这个小名是很形象的，长期的营养不良，令她的外表看起来就像一个八九岁的女童。 　　到了延安，不知道怎么的，大家都又改口叫她“灰娃”。后来她的本名叫什么，几乎就没人知道了。山西、陕西一带，习惯称男孩、女孩“娃儿”。而“灰”字，根据灰娃后来的理解，是指人的命运很惨淡。当一个小孩子心里觉得很苦的时候，被人这么叫着就会感觉到一种心疼的意味。于是，她也就接受了这个名字，并一直用了下去。至于“理昭”这个名字，是部队的人开玩笑，让她摸字摸出来的，她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所以还是更喜欢叫“灰娃”。 　　灰娃来到延安后，被分配到延安青年剧院儿童艺术学园。她就是这个时候认识张仃的。多年以后，他们成了一对诗情画意的艺坛伉俪，留下了一段人间佳话。 　　相逢在延安，这些人中最喜欢他 　　灰娃与张仃的第一次见面是在1941年。那时张仃到延安已有三年，在鲁艺任教，同时被聘为儿童艺术学园的艺术导师。而灰娃则是儿童艺术学园里的一个小演员。灰娃要比张仃小整整十岁，当时还是个孩子。 　　延安的孩子很少，而艺术家往往又都具有童心，所以灰娃和张仃结识之后，甚是投缘。后来，张仃因为和蔡若虹等人合不来，一生气，辞掉鲁艺的工作，去了丁玲的“文抗”。 　　灰娃没有演出的时候，张仃他们就会到后台看她跳“丁玲舞”“抗战舞”。这里的“张仃他们”指的是张仃、塞克和杜矢甲三个志趣相投的“文艺男青年”。他们仨还喜欢带着灰娃一起去唱歌。兴致高昂的时候，哪怕是半夜三更也会高歌一曲《黄河颂》《延安颂》或者《夜半歌声》。 　　当时，三人之中，唯独张仃给灰娃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据灰娃回忆，张仃刚奔赴延安的时候，一踏上解放区的土地，就兴奋地倒在地上打了个滚，仿佛是向解放区致敬的一种行为艺术，这也是他对自己革命理想的一种尊重。虽然当时灰娃还是个小女娃，但她心里头很明白，张仃先生画的漫画都是反映底层人民的生活与反抗，他是很革命的。 　　在学习之余，灰娃经常在张仃设计的作家俱乐部里唱歌、演童话剧。张仃是延安有名的“小资”，他来自上海，穿长筒靴，头发留得像普希金，即使在荒山野岭，也时刻想着制造“文化氛围”。他还发动其他文艺青年，把山坡上的一间大房子改造成了“作家俱乐部”，里面有“沙发”（一组铺着牛毛毡的矮板凳），有“吧台”（一个简易的木台子），甚至还有“壁灯”（用农民筛面的罗做的）。作家俱乐部的徽标也是张仃亲自设计的。 　　灰娃回忆说，“作家俱乐部里，大家唱歌、跳舞、朗诵诗。张仃唱歌的作风朴素、大方，十分自得其乐……”灰娃每每想起当时的场景，总是无限向往。 　　灰娃后来曾不止一次地对延安的那段生活经历表示怀念。她说：“我感觉生活完全变了气象。这里人与人之间坦诚、阳光、纯洁，这里气氛活跃，一大群年轻人怀抱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相聚在这里。虽然物质生活很艰苦，但是大家都很快乐。” 　　令她快乐的源泉正是在延安认识的这些前辈和朋友。灰娃回忆说：“我喜欢延安，更喜欢我接触到的这些人，他们都是有理想、有文化修养的人，他们真是中华民族的精英。”可见，张仃等人对她的影响其实很早就开始了。这是一个关于理想、革命和自由的积极印象。虽然，这块“圣地”后来也发生了一些不那么唯美的事件。 　　张仃夫妇一直在保护她，鼓励她 　　整风运动前，“文抗”解散，张仃被分到灰娃所在的青年艺术剧院，专搞美术设计。新中国成立后一直很苦闷的灰娃经常会找一些老同志说说聊聊。 　　灰娃的第一个丈夫叫武肇峰，是新四旅的作战参谋，后来在抗美援朝时牺牲了。接着，灰娃遭遇了一场旷日持久、几乎夺走她生命的大病。然后是将她置于极度危险边缘的精神分裂。后来，敬如师长的第二任丈夫白天又撒手人寰。白天是灰娃在编译社时期认识的，过去是国民党的高级指挥官，两人相处时间不长，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