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半农的语文教学革新尝试.docVIP

刘半农的语文教学革新尝试 刘半农（1890—1934）既是一位新体诗歌的开拓者，又是一位现代语文学早期的著名学者，蔡元培在痛悼刘氏英年早逝的时候，曾这样给予评价：“科学家习惯于机械的实验，数字的统计，虽有时亦为大胆的假设，而精神终是收敛的。文学家习惯于高尚的理想，淑诡的寓言，虽有时亦为严格的写实，而精神终是放任的。两种长技，不易并存。培根以科学者，而能为莎士比亚编剧本；歌德以文学者，而于植物学有新发见；张弛自由，至为难得。我们的刘半农先生，就是这一类的典型人物。”（《哀刘半农先生》）从刘氏一生的功业看，蔡氏的评价决非过誉。 谁都知道，刘半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派的主将之一。早在1916年，年方26岁的刘氏就开始为《新青年》撰稿，1917年5月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积极参予了“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又曾与钱玄同合演了一出“双簧”戏，对僵死的文言、国粹进行了无情的抨击，宏文奇论，所指披靡。然而，他又决不是一个光会发空论的宣言家，而是一个勇于将自创的理论去作实地试验的实践家。就在发表《我之文学改良观》的同年秋天，刘氏担任北京大学预科国文教员，以教坛为试验场，有意识地对语文教材教法的改革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试验。当时，理论的探讨和改革的试验，成了他倾注心力的两个重要方面。他在主持《新青年》编务的时候，就明白地宣告：“《新青年》同人所主张的”，“目下还在试验时代，试验的方法，一方面是各就所知，大家把自己的主张见地，与社外社内的同志，平心静气的讨论，务要找出个‘真’字来；一方面是根据此项主张见地，在教授学生时实事求是的试验，务要使自己良心上觉得有些是处。这两种试验的结果和经过情形，都随时在《新青年》上披露。”（《通信》，见《新青年》第4卷第3期）而在1918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4卷第1期上发表的《应用文之教授》一文，正是刘氏把他在北大预科进行语文教改试验的“结果和经过情形”公诸于众的一篇实况记录。自那以后，随着“文学革命”运动的日益发展和深入，叶圣陶在《新潮》第1卷第1号上发表了《对于小学作文教授之意见》（1919年1月），《平民教育》第6号开展了“中学校国文教授的讨论”（1919年11月），陈文华在《平民教育》第18号上报告了《我之改革中学国文教授底试验》（1920年2月），涌起了我国现代语文教学史上第一股革新浪潮。这股浪潮虽不能说已形成摧枯拉朽之势，却也确实有力地冲击了千百年来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控制下陈腐的语文教学内容和僵化的语文教学方法，与新文学战线相配合，从一个侧面显示了新文化运动的实绩。 刘氏所写的《应用文之教授》，内容主要分三个部分：先讲教学宗旨，次讲阅读教学，后讲作文教学。在阅读教学方面，先讲教材，后讲教法；在作文教学方面，先讲注意事项，再讲命题方式，后讲批改要求。举凡语文教学中的一些主要问题，刘氏文中大都涉及，并且提出了不少新鲜的、独到的见解，列出了许多具体的、切实可行的措施。这些见解和措施，在当时不仅有理论上振聋发聩的作用（蔡元培曾将此文编入《新文学大系·理论建设集》），而且有实践上开辟新路的意义。 刘氏这篇文章没有用“国文之教授”的标题，却冠以《应用文之教授》这样一个使人耳目一新的标题，分明显示出了这位激进人物的锋芒和锐气。因为，在过去的封建科举时代，读经习文是晋身官场的必由之路，教授八股文，学写试帖诗，无非是为了对付“三场闱墨”。本世纪之初，科举废、新学兴，然而国文一科，学的依然是被人捧为国粹的历代名文；所谓新编国文教科书，如刘师培编的《中国文学教科书》（1906年国学保存会印行）、林纾编的《中学国文读本》（1908年，商务版）、吴曾祺编的《中学国文教科书》（1908年，商务版）等，也大都沿袭过去旧式选本的老例，不脱选文、评点的窠臼。“民国”以后，随着欧美、日本等国一些先进的社会思潮和科学技术的传入，人们的视野以及人们所需要掌握的知识，也越来越广泛，这时读书习文再也不是为了追求仕途功名，而是为了掌握一种具有传播和吸收功能的语文工具，以满足工作、学习和生活的需要。可是，民国元年之初，新式学校中的国文教学却偏偏仍在“科举的旧轨道中进行”，“换汤不换药”（引自《应用文之教授》，以下引文凡未注明出处者，均引自该文）。有人调查当时小学校里的作文题后，指出：“《华盛顿论》《王安石论》《爱菊说》《爱竹说》《郭子仪单骑赴会论》《岳武穆奉诏班师论》，以迨各种策论及古奥之说明文等等，竟数见不鲜。”（《通信》，见《新青年》第4卷第5期）其结果，刘氏说，学生“读书数年，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滥调文章，而不能写通畅之家信，看普通之报纸杂志文章”；及至踏入社会，“学实业的，往往不能译书；学政法的，往往不能草公事，批案件；学商业的，往往不能订合同，写书信”。总之，这样的国文教学是言文相悖，学用相违，完全脱离了实际。 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