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产业化不是教育政策的方向.docVIP

社会各界有关教育产业化的争论，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开始的，近期这方面的讨论再度升温。近年来，尽管教育部多次公开表态反对教育产业化的提法，强调产业化不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政策导向，但仍有一些人存在误解，认为我国业已存在“教育产业化制度”，而且得到了政府主管部门的认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人坚持认为，今后中国教育改革的出路在于产业化。本文拟从教育政策的角度对教育产业化的问题作一些分析。 　　一、教育产业化与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原则相悖 　　根据我国宪法和教育法，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具有很强的社会公益性，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为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服务的重要使命。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是一种国家行为，不完全是个人及其家庭的投资或消费行为，因此不能完全由市场法则来支配。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有效手段。教育能显著改善个人的生存状态和持续发展能力，公平的教育有利于促进社会的良性流动与和谐发展。因此，个人受教育权利的实现，不仅关乎个人福祉，而且是对公共福祉的有力促进。在我国，接受教育是受宪法和教育法律保障的公民基本权利之一，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前提，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基础。 　　对教育产业化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但归纳起来，无外乎是主张依靠市场手段来筹措和配置教育资源，把教育“推向市场”，变成一种由市场法则支配的商业性活动，其实质是教育的营利化和学校的企业化。 　　主张教育产业化的一个有代表性的论点是，教育产业化是提高教育资源配置效率的有效途径，有助于打破政府垄断办学，可以加快中国教育的发展，甚至促进教育公平的实现。因此，持这种观点的同志主张，对教育产业化不仅不应当反对，反而应当大力提倡和推进。 　　这种把教育产业化描绘成几乎能解决中国教育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的理论推断，不仅没有现实依据，就是在理论上也经不起推敲。从经济学角度看，教育主要属于公共产品或准公共产品。虽然我们赞同政府不应包办教育，认为在举办和管理教育的过程中有必要适当地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部分教育服务特别是辅助性的教育服务也可以采取产业方式运作，但是不能把这些等同于整个教育的产业化。 　　如果教育走向产业化，把追求经济利益放在首位，势必会对教育的社会效益产生不利影响；如果把公共教育变成一种完全依靠个人支付能力的市场消费行为，必将严重损害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事实上，由于教育产业化思潮的影响，在少数地区已经出现了教育政策上的偏差。如部分地方政府由此推卸公共教育投入和管理的责任，将公办学校挂牌出售，或者默许公办学校的高收费、乱收费行为。有的地方政府用学费收入冲抵财政教育拨款，对公办学校不仅不拨款或少拨款，甚至从学校收费中提成，反过来补充财政。有些地区借公共事业改革试点之机，任意将公办学校民营化或股份化。这些行为严重影响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也受到了社会舆论的批评。这些局部现象被误认为是教育产业化政策的结果，严重损害了教育系统的形象。 　　主张教育产业化的另外一个重要论点是，教育的收费和受教育者的就学花费可以拉动经济增长。但过去几年的事实表明，教育花费水平的上涨，给中低收入阶层造成巨大的经济负担，导致他们持续强烈的储蓄行为，这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抑制了居民家庭的其他近期消费行为，进而影响了我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 　　鉴于以上认识，我们认为，教育产业化不能作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导向，任何一级政府都不能把教育产业化作为推卸自身办教育责任的借口或者作为政府创收、摆脱财政困境的手段。 　　二、非义务教育的成本分担与教育产业化有着本质区别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完善和社会事业的发展，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国家包办教育的模式，远不能适应我国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现实需要，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我国在继续增大财政经费投入的同时，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实行了适当收取学费的成本分担政策。这不仅在当前经济实力不强、发展很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条件下，有利于扩大向社会提供的教育资源和学习机会，而且，即使在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以后，仍将是一个长期的战略举措。 　　但是，实行教育成本分担，并不是在提倡教育产业化。不能简单地认定教育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福利事业，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就一定应当变成产业甚至产业化。政府在提高非义务教育学费标准和规范公办学校收费时，必须考虑当地居民的实际需求和平均承受能力，并辅之以多渠道的学生资助制度，以确保家境贫寒的学生不会因成本分担而失去学习机会。成本分担机制是在非营利原则下的成本补偿行为，不属于教育产业化的范畴。至于一些地方的公办学校打着成本分担旗号进行的乱收费，如随意扩大普通高中“三限生”招生比例等，已经超出了成本分担的范畴，是违反国家有关收费政策的做法，属于应予查处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