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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交涉 与国民政府的抉择 彭敦文 　　中日华北“共同防共”问题夹杂在 1935 年下半年至七七事变 前的两国外交交涉中, 是华北“自治”、“广田三原则”以及张群—— 川越会谈中反复涉及的内容, 影响中日两国关系甚钜。这一问题的 复杂性在于: 从内容上看, “防共”既针对中国国内的共产党和红 军, 也针对苏联; 对持反共立场的国民政府来说, 虽然“共同防共” 具有一定的诱惑力, 但它不能不考虑到因此而导致日本进一步控 制华北, 产生更为严重的民族危机; 从中、日、苏三方关系看, 国民 政府同意与日本在华北“共同防共”, 将意味着恶化中苏关系, 影响 联俄制日策略的运用和正在提上议事日程的国共合作, 若拒绝日 本这一要求, 无疑将加剧中日矛盾, 使中日战争的危机更加迫近。 同时, 考虑到日、德、意这一时期正以“反共产国际”为名酝酿形成 国际法西斯集团, “共同防共”掩盖下的危机还有: 中国是被拖入国 际法西斯集团, 还是坚持站在与其相对立的战线。这些表明, 中日 华北“共同防共”问题貌似反共与否的阶级立场问题, 而实际上却 是关系到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 对国民政府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对此, 学术界尚乏专论。本文拟就这一问题作些分析。 一 　　“防共”问题非自华北始, 仅就九一八事变后而言, 英美日在东 ·42 · © 1995-2004 Tsinghua Tongfang Optical Disc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① 北问题上就曾有“防共”之说。 日本则不仅以“防共”自任, 而且进 一步要求欧美国家予以支持。日本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会议 上曾言: “余今更欲将远东情势, 简略陈述: 外蒙古脱离中国已数年 矣, 现在实为苏俄之一部分……共产主义已深入中国之腹心, 势力 所届之地, 大于日本本部六倍, 其所以未能更进者, 以有日本在也, 倘国联或列强使日本衰弱, 则共产主义立可达于长江之口。假使日 本对于中国之变化, 取旁观态度, 吾可断言, 共产主义, 必更普及。 又或日本与苏俄成立谅解, 任其自然, 不加干涉, 则将演成何种局 ② 面耶……何去何从, 应请诸君明白见复也。” 依松冈所述, “防共” 包括两方面的内容: 一系防止苏联向中国扩展势力; 二是遏止中国 共产党力量的发展。然其真实目的, 无非是使其“满蒙政策”披上意 识形态的外衣, 争取列强对日本侵占东北的认可。但“防共”之名既 出, 国民政府自不能默然。蒋介石申言, “民国十六年以后的国民 ③ 党, 明白放弃容共政策, 尤其没有使日本害怕的理由”。 言下之 意, 国民党本来就持反共立场, 日本没有必要担心中国的“防共”问 题。但日本不这样看, 对“中国一部份地方受共匪之侵扰”, 仍“常引 ④ 为关心之事”。 尽管有上述情况存在, 但 1935 年以前, 日本的所 谓“防共”对中国政府来说仅是外交上包含意识形态含义的宣传。 而且, 中国也不是日本“防共”要联合的主要对象。 　　进入 1935 年, 情况有所不同。日本对中日“共同防共”日益重 视起来。 1 月,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言, “中日友谊之根据, 在中国 ① ( ) 参见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 1919—1949 》,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第 235—236 页。 ② 《日本出席国联代表松冈洋右在国联特别大会第十四次会议演说词》, 秦孝仪主编: ( )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以下简称《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 ( ) 傀儡组织 一 , 中国国民党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