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使用与阶层认同-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docVIP

新媒体使用与阶层认同：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 周葆华 【摘要】本文基于主观阶层认同的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视角、特别是布尔迪厄的阶级/阶层理论等理论资源，运用2009年上海城市居民问卷调查数据（n=2910），阐述并检验新媒体使用对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研究表明，互联网与手机的采纳与使用（特别是具体的使用情境与模式，即本文所称的“新媒体资本”），均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社会成员的阶层地位感知，特别是文化阶层认同。新媒体从而不仅受制于社会结构，而且可以重塑阶级或阶层。 【关键词】新媒体；主观阶层认同；新媒体资本；布尔迪厄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新媒体的兴起正在如何重构我们的社会？这已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课题。社会理论家卡斯特（Castell, 1996）李强李春玲innovation）和“数码沟”（digital divide）等为理论指引（例如Zhu He, 2002; Warschauer, 2004），不断证实了新媒体资源在不同阶层之间的不平等分布。针对社会分层与媒体分化之间的关联，也有诸多学者的阐述。如美国学者塔洛（2003）提出区分两类不同性质与功能的媒体（“阶层塑成型”与“社会塑成型”），并认为支撑媒体产业的广告业的发展、以及新媒体技术的出现，正逐步加剧“阶层塑成型媒体”——即强调阶层分化、服务群体利益的媒体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从而加剧了美国社会的隔绝与分裂。孙玮（2002）、段京肃（2004）等则探讨了中国社会分层背景下的媒体分化及其权力不平等问题。但在经验层面上，对新媒体使用的具体模式和情境是否及如何影响阶层认同的研究则尚付厥如，有关媒体使用整体上如何影响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亟待深入。 另一方面，随着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阶层结构的急剧变动，中国学者运用各种指标分析中国社会的阶层结构（如陆学艺，2002；李春玲，2005a）。与此同时，学者们也开始有意识地关注和研究公众想象、认知和评价自身的阶层位置——即主观阶层认同（subjective strata identity）的问题。其中较具代表性的是由李培林领衔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团队（李培林、张翼、赵延东、梁栋，2005）和刘欣（2001，2002）的研究。他们以“阶级意识”或“阶层意识”为核心概念，通过实证考察，初步描述了转型期中国公众主观阶层认同分布的实际状况及其特征，并通过“客观阶层地位”与“主观阶层认同”之间的比较建立后者的解释模型。但是，他们的研究均没有包含（新）媒体因素，因此忽略了媒体对阶层和阶级的呈现、以及人们在这样的象征环境中想象其社会阶层认同这个媒体与社会分层的重要相面。本文试图聚焦这个相面，在中国阶层结构变动和新媒体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下，以新媒体为重点，探讨媒体使用对城市公众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助于传播研究，而且也有助于从传播这一独特的相面丰富有关主观阶层认同及其生产机制的总体理解。 文献综述与研究思路 一、主观阶层认同的重要性及其社会学解释 主观阶层认同较具权威性的定义来自美国社会学家杰克曼夫妇（Jackman Jackman, 1973），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位置的感知”，从这一定义可见，它同视社会为阶梯结构的分层理论模型相联系，并被视为“阶层意识”（strata consciousness）——即个体对社会阶层分化（或不平等状况）之主观意识和感受的一个重要维度（刘欣，2001）。主观阶层认同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具有独立的影响社会行动的能力。虽然“阶层意识”的概念与马克思（1965/1847：196）所强调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形成阶级的集体行动的“阶级意识”这个概念有不同，但马克思的思想启迪了社会学家对阶层认同的思考，尤其是启迪他们认识到，阶层意识也可能是影响阶层行动的重要来源。事实上，李培林等人（2005）的实证研究已经证实：公众的主观阶层认同（如自我评价为下层）在解释社会冲突意识和行动意向（如集体上访）时，相对于客观阶层归属（如实际贫困程度）更具解释力。 参照杰克曼夫妇（Jackman Jackman, 1973）和霍吉、特里曼（Hodge Treiman, 1968）等人的经典研究，李培林带领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人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李培林等，2005）通过2002年在全国进行的随机抽样调查，采取单一测量方式（问题为“如果将您所在地人们的社会层分为七层，您认为自己处于哪一层？”），报告了当时全国城市公众主观阶层认同的状况，发现：中国公众自认为处于社会“中层”的比例（46.9%）相比其他国家明显偏低，而自认为处于“下层”的比例（14.6%）则明显高于其他国家，即存在明显的向下“偏移”特点。另一项有代表性的研究出自刘欣（2001），虽然他所运用的调查数据年代更早（1996），但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