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可卿研究综述.docVIP

秦可卿研究述评 虞 黎 明 秦可卿名列金陵十二钗之末，在《红楼梦》一书中，她来去匆匆，仅出现在第五、七、十、十一、十三回中，从此便香消玉陨。其形象的扑朔迷离不禁引起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思考与探索。早在《红楼梦》诞生之日，脂砚斋等人就以批注的形式开始了对秦可卿的研究。回顾迄今为止绵延两百多年的秦可卿研究史，不难发现，它与整个《红楼梦》研究史迈着相同的步调，在学者们喋喋不休的争论中走过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清乾隆年间至五四运动前夕，即旧红学时期。期间，秦可卿昙花一现的命运并未引起时人足够的重视。有关秦可卿的评论只能杂乱地散见于附在《红楼梦》本子上的零星的批注或红楼梦研究专著中的片言只语。如抄本上的脂砚斋评，“护花主人”王雪香、“太平闲人”张新之、“大某山民”姚燮等人的评点，周春《阅红楼梦随笔》、徐凤仪《红楼梦偶得》、解 居士《石头臆说》等专著，及题咏派焕明《金陵十二钗咏》、凌承枢《红楼梦百咏词》、朱瓣香《读红楼梦诗》等中。无论是评点派和题咏派随感式的评论，还是索隐派牵强附会的类比，皆无法真正洞晓人物本身。研究者多意到笔随、有感而发，停留在感性的、直觉式的分析中，且在封建礼教熏染下的一代学者又偏爱从经学家的眼光来品评人物，他们的论说无不充斥着大量封建说教内容。但是，不可否认，其中仍有一些闪光的东西，它们为以后的深入研究提供了切入点。尤其是脂砚斋等人，作为《红楼梦》的第一批读者，直接参与文本的创作与修改，他们的评点为后人的种种猜测提供了点滴的材料和线索，其意义与价值不可低估。 第二阶段，1919年至1954年，即新红学时期。此间，对秦可卿的研究，较之前一阶段，有了显著的进展。在王昆仑《红楼梦人物论》[1]、俞平伯《红楼梦研究》[2]等专著中始开辟出专章专节介绍与评论秦可卿。同时，一批较高质量的论文也相继问世。如朱衣《红楼梦考证—“秦可卿淫丧天香楼”》[3]，湛卢《秦可卿之丧—红楼梦发微第十六》[4]，识钉《关于秦可卿之死》[5]，等等。研究者摒弃封建社会的偏见，以相对客观、公允的态度，深入人物的研究。考证成了这一时期研究的基本范式之一。新红学派的代表人物俞平伯、胡适分别在《秦可卿之死》[6]与《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7]等文中，从缜密详实的考证入手，肯定秦可卿自缢而死的结论，在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考证与文学方法的糅合促进了秦可卿研究向纵深方向的发展。此外，上一阶段的索隐之风在此期间得以延续和发展。如湛卢认为秦可卿之丧是影射世祖与董妃一事[8]，正与索隐派一脉相承。 第三阶段，1954年至今，步入对秦可卿全面研究的鼎盛期与成熟期。文革十年，红学虽遭到极大的摧残，但之后，秦可卿研究仍蒸蒸日上，有了长足的进展。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底，共有论文70多篇。而且，在专著中，研究者对秦可卿也投入了较多的目光。周汝昌《红楼艺术》[9]、梁归智《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10]、刘宏彬《红楼梦接受美学论》[11]等中均对秦可卿有了更精辟、深入的论述。 综观这一时期的研究，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在研究方法上，学者做了多样化的有益尝试。除传统的索隐与考证外，研究者还从社会——文化及审美的诠释维度入手，展开具体的研究。同时，西方理论的介入也为研究带来了新的气息。有从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层面探讨警幻仙子与秦氏的关系的，如李新灿《警幻仙子即秦可卿的心理分析》[12]；有从人类文化学角度把秦可卿纳入满洲文化体系考察的，如陈景河《风流神女秦可卿简论》[13]；有从比较研究入手，挖掘其独特的美学意蕴的，如刘上生《质实与空灵写实艺术的两种美学范本——“瓶儿之死”与“秦可卿之丧”的比较研究》[14]。总之，手段与方法的更新与多样化使我们得以更好地把握和认识秦可卿。其二，研究者比勘前贤旧说，提出新解，表现出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刘操南《秦可卿之死新论》[15]、周观武《“秦可卿淫丧天香楼”新臆》[16]等都是在通过对前人阐释的重新思考与分析中产生出的独特的见解。其三，研究视野开阔。研究者不仅着眼于秦可卿本身的研究，还将视角延伸至更广更深的领域。以秦可卿为切入口，林春分重在挖掘曹雪芹的性爱观[17]；严安政[18]、赖振寅[19]则对曹雪芹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探讨；李庆之[20]、刘广定[21]等旨在论述脂批的功过是非。总之，这一阶段，研究者对秦可卿进行了多维度、多层面的阐释，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显示了这一领域广阔的学术前景。 两百多年来，学者的论述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秦可卿究竟是什么人？历来各家各派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不同的看法。 1.索隐诸说。陈康祺《燕下乡脞录》认为《红楼梦》写的是明珠家事，秦可卿等“金钗十二，皆纳兰侍御奉为上客者也”；王梦阮与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以《红楼梦》为影射清世祖与董鄂妃之事，秦可卿等人即是小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