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之东莞样本.docVIP

新常态之东莞样本 　　东莞一直处于新闻浪尖。 　　这个曾赶上国际产业转移浪潮的城市，享有世界“制造业之都”之称。IBM亚洲区一位高管曾说：“如果东莞到深圳的高速公路塞车，全球将会有70%的电脑产品缺货。” 　　然而外需抽紧让东莞制造业遭遇重创。2009年到2011年，经济持续低速增长，制造业之都面临转型阵痛。孰料，今年春节后一场扫黄风暴又让东莞陷入形象危机的痛楚。 　　东莞市市长袁宝成，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成为关注焦点。因在3月3日下午的广东代表团第一次全体会议后，面对记者围堵未发一言，而被冠以“嘿嘿市长”。他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表示，问题也罢，误解也罢，最重要的是埋头苦干；以“刮骨疗毒、依法治理、转型升级、轻装上阵”再创东莞新优势。 　　他说，只有发展得比以往更好，才可能让人们对东莞重新认识。今年东莞“12项改革路线图”为东莞产业转型寻找到新的驱动力，并激发了民间主体的营商活力，市场经营主体从43万户激增到60万户。“我看到东莞经济的底气还在。”袁宝成说，经过多年的转型升级积累，曾依靠捏合廉价劳力和港澳台资本从而嵌入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东莞制造业，如今正在“嫁接”信息技术和服务业，以更高端的形态在全球价值链上承接新转移。 　　城市经济背后是人的生活。东莞近1000万人口中，户籍人口仅188.9万，800多万外来务工者，是一座典型的外来务工者聚集的城市。因地理位置优势，东莞成为联系港澳台的中转站。港澳台商在此云集。庞大而复杂的人群，也催生了繁荣的服务业。然而，2月扫黄风暴令东莞面临服务业转型压力，当风波逝去，东莞酒店等服务业如何突围？“后扫黄时代”的服务格局及资本流向将何去？ 　　袁宝成说，扫黄风暴与转型阵痛“双压力”，让东莞可以在经历炼狱后重生，压力不仅助推我们净化东莞的创业环境，更警示我们以壮士断腕之决心，重塑东莞――让外来务工者生活更健康、更美好；全力打造全国营商环境最优城市。 　　重创后的服务业正发生“蝴蝶效应”。如今，东莞如春笋丛生的外贸综合服务、跨境电子商务、物流、金融等方面的服务新业态吸引了大批资本和新就业。 　　产业转型最核心的竞争力是人。袁宝成表示，东莞要补上“产业工人升级”这一课，通过加大政府投入进一步培育产业工人，实现人力资本的升级；对外来务工者的关注不仅停留在改善生活环境层面，更要对他们进行深度培训和职业教育。“产业工人升级后，可以推动企业及企业家基于产业工人的升级，寻找创新升级的路径。” 　　最近有杂志推出“2013中国50个重点城市包容度排名”，东莞在全国排名第一。“东莞依然是一个有活力的适合年轻人在这里创业实现梦想的一个地方，东莞确实存在不少问题，需要我们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克服，但东莞更充满希望，未来发展会更好。”袁宝成说。 “改革难就难在要革自己的命” 　　《财经》：我注意到东莞市发布了一个“12项改革路线图”。涉及开放型经济体制、政府职能转变等内容，从东莞30来年的历史看，东莞是改革开放浪潮中最具冒险和改革精神的城市之一。再改革是否由于东莞身陷各种复杂的结构性冲击中从而被迫选择？ 　　袁宝成：说到改革，我真是蛮有感受的。我就是改革的直接受益者。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吃螃蟹”者是深圳，东莞是紧邻深圳的一个城市。深圳成为特区，第一个获得经济特区的立法权。特殊立法权就是制度改革，是并促成了更大的改革。 　　1992年，深圳刚获得立法权，向全国招聘100个法律干部，我就是那个时候被招聘到深圳从事立法工作，立法就是制度性的改革和制度性的规范。所以我赶上了中国改革的潮头，亲眼目睹了深圳的系列改革，一干就是19年。从副处长干起，后来做到副市长，2011年底离开深圳来到东莞担任市长。 　　东莞的改革与深圳的改革是有区别的。深圳的改革是中央大框架中划出的一个特区圈，给了一个改革空间。东莞没有给划任何东西，它凭借紧邻深圳和香港的沿海优势，借中央改革之风自我改革、自我革命。换句话说，就是深圳是被关注成长的孩子，而东莞这个孩子依靠自己寻找出路。 　　《财经》：其实是散养？ 　　袁宝成：是散养，东莞是最典型的散养。东莞的经济、改革、企业都是散养，正是由于这种散养的特点使东莞成为一个蛮有意思的城市。东莞30年改革走到现在，可以说每一项自主的改革都是摸索着走过来的。我印象最深的，现在老是讲行政改革，其实东莞上世纪80年代就搞了“政府大迁移”，就是企业办各种证“一条龙”搞定了。 　　《财经》：不限制你的手脚，让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企业自主选择。 　　袁宝成：是的，这就是最大的改革，某种角度上这就是一个最解放的改革。当时外资企业来，跟集体资产合作，来了就建楼，当时建楼不要求国土证，也不说容积率达到多少，也没有复杂的产权关系，就交租金，没有任何条条框框的改革。就是冲破传统计划经济的行政审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