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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节日” 　　编者按： 　　在文艺学界，童庆炳堪称泰斗级人物，不仅门下弟子众多，目前许多高校使用的《文学理论教程》亦由其主编。作为北师大最受学生欢迎的名师之一，尽管已近古稀，但童老师仍然不知疲倦、满腔热情地活跃在讲台上。北师大与鲁迅文学院合办开办作家研究生班后，莫言、严歌苓、余华、毕淑敏等知名作家均是童老师的学生。 　　对童老师而言，上课就是人生的节日。他一直有一个愿望，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安排，2015年6月14日，在北京最好的天气里，童老师伴着阳光、蓝天、白云走了，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以下是童老师写于1997年的一篇文章，让我们通过这些文字来缅怀这位学术大家挥洒了一生心血和爱的讲台生涯吧。 　　1958年冬，一个寒风凛冽的早晨，在可容纳数百人的“新一”教室，我面对着“大跃进”招进来的三百名学生，呵呵两声，清了清喉咙，带着蹩脚的普通话，尽可能大声地喊了起来：“今天我们开始讲文学的类型……”那声音大得让我自己也吃了一惊。这便是我的教学生涯的开始。屈指一算，至今我的上课历史竟有40年之久，这不免又让我自己吃了一惊。 　　上课跟写文章是不相同的。写文章是你自己守着自己的心，可上课你必须面对学生那一双双渴求知识和带着说不清的期望的可怕的眼睛。你必须始终用你的学识、逻辑、风趣、声音、手势乃至你的仪表、风度、恰当的笑和突然的严厉，抓住学生的心。而最重要的是你的精神状态，你讲的是一个重复了多遍的问题，对你自己已经毫不新鲜，可你必须兴致勃勃，似乎这个问题对你自己也是第一次遇到，你的感觉必须与学生同步。你觉得某个问题很难，似乎不可言传，可你不能知难而退，必须在你觉得困难的问题上用力，把难题讲得清楚而又透彻，否则学生就会给你一个评价：我们懂的，老师也懂，我们不懂的，老师也不懂。某个问题很枯燥，你必须调动你的一切积累，包括你的感情秘密，拿出来讲，把枯燥的问题化为有趣的故事……上课绝对是一门艺术，一门高级的艺术。 　　上课是人生的节日 　　我在40年的教学生涯中，始而怕上课，继而喜上课，终而觉得上课是人生的节日。天天上课，天天过节，哪里还有一种职业比这更幸福的呢？我一直有一个愿望，我不是死在病榻上，而是有一天我讲着课，我正谈笑风生，就在这时我倒在讲台旁，或学生的怀抱里。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这个福分。 　　上课既然是节日，认真备课是无需说的。你可以讲一个有争议的观点，但每一个汉字你都必须读准，读错字是不允许的。因此连点名册上每个学生的姓名你也必须在开始上第一堂课前高声地先朗诵一遍。一个字有两种读音，你在点名时必须事先了解好这个美丽的女学生名字中的那个字读什么音。至于大部分学生常读错的字，你在读到这个字时，还必须把那个字故意读重一些，让学生交头接耳，以为老师读错了字，然后你把这个字音用拼音注出来，并说这个字有人常读错，这样，既纠正了学生的读音，同时获得了学生的信任感，这以后，你放心好了，学生们再不会交头接耳了。但这不是重要的。 　　上课前的那一个晚上，或上课的那天清晨，你必须洗一个澡，身上的污垢去掉了，会凭添几分精神。平时你可以穿得随便一些，就是让学生看见你穿短裤，也没有什么不妥。但在走上讲台时，你必须穿上你最好的服装。这是你的节日，此时不穿，何时再穿？我有几身西装，真过节时，倒很少穿，可上课时是一定要穿的。我全部的名牌就是一条金利来领带，这是货真价实的，是我获曾宪梓教育奖时亲自从曾先生手里接过来的，绝对假不了。每次我都细心地系上它。皮鞋必须擦亮，这我得感谢我的妻子，因为她知道我的习惯，她总是在上课前一天，把皮鞋擦亮，并放在我的书房门边，让我很方便穿上。但这也不重要。 　　教室的讲台旁，通常总放着一把椅子，你千万不可坐下。这四十年中，我在北京，在全国各地上课，在越南河内师范大学的茅草盖的教室里也讲过《诗经》、李、杜和《红楼梦》；在“文革”年代，在亚德里亚海之滨的地拉那大学，也曾给那些头发、皮肤都跟我们不一样的学生讲过鲁迅、毛泽东诗词和“样板戏”；去年我又到韩国高丽大学讲中国诗学和宋词等，我的习惯是手里拿着一支粉笔站着、走着讲课，绝不坐着。 　　你们就想象我上课的样子吧：他站着，讲着，随意地做着各种手势。你瞧，此刻他为了说明文学言语的“陌生化”，就如同把政党的步伐改为艺术的舞步一样，他竟在学生面前装成街上的游客东张西望地先走了几步，然后又跳起了三步舞或四步舞；为了说明人类的行为和心理总是符合“对立的原理”，他学举重运动员先蹲下后举起，学跳高运动员先用力向下一踏，再高高地翻滚起来，越过了横杆。虽然舞步并不漂亮，动作也不规范，但这没关系，因为这舞步与动作，与所讲的观点十分吻合，引起了学生会心的笑声，他自己也颇为欣赏自己的表演。虽然这很累，在他下课回家时，已瘫倒在沙发上，像一头生病的猪。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