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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话语”的冲突及其化解 　　[摘要]近代以来，“权利话语”逐渐成为这个时代的主题。尽管中国缺乏“权利本位”的传统，但改革开放之后，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权利话语”都逐渐上升到了绝对强势的地位。但由于修辞技术的盛行、权利自身的不确定性及权利在行使时的过度扩张，“权利话语”频频自相冲突、陷入困境。深入研究“权利话语”冲突之缘由，化解权利碰撞之矛盾，有利于为正当权利之行使疏通道路。 　　[关键词]“权利话语”；不确定性；利益衡量 　　[中图分类号]D92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7-0077-03 　　一、“权利话语”的困境 　　（一）“权利话语”冲突释义 　　批判法学的代表马克“权利话语”的冲突：游行示威的人群认为他们有权通过一家购物中心以便抗议游行，而购物中心的所有权人则认为购物中心是其私人财产，其拥有所有权，禁止人群通行。宪法规定公民享有游行示威的权利，但公民的财产权同样受到宪法和民事法律的保护。此时，两种权利在正当行使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冲突。一般认为，“权利话语”的冲突是指两个群体或个人对同一种或多种权利有着正当的诉求，但其诉求却无法同时得以实现的情形。 　　在哈佛大学教授玛丽“权利话语”的冲突尤为严重，“美国权利病的思想根源在于英国自然思想家的自然权利观念的影响”。美国与欧洲大陆继受的权利观不同，欧洲大陆主要受卢梭、康德的影响，卢梭认为“人生而自由，却无所不在枷锁之中”，再加上康德对内心道德律的要求，故而欧洲大陆的“权利话语”中有着重视个人责任、社会公益的一面；而美国则受霍布斯、洛克等人影响较重，其对个人的自然权利尤其是财产性权利有着绝对的推崇。比如格伦顿教授举例：一对夫妇的邻居有两个孩子（一个四岁、一个两岁），孩子经常制造噪音影响这对夫妇的休息，这对夫妇便以休息权遭侵犯为由将邻居诉诸法院，其邻居以“一个人的家就是他的城堡”为由进行抗辩。此案中，这对夫妇的休息权（或安宁权）毫无疑问应受法律保护，但其邻居的孩子的确幼小，且身处自己的房屋之中，其隐私权和财产权同样是法律所赋予的。两种权利都受法律的保障，但在法庭之上，法官必然要选择倾向一方。近年来，随着我国对“权利话语”的关注，类似案件也频现于我国司法实践之中。 　　（二）“权利话语”在司法实践中的困境 　　近年来，随着“认真对待权利”理念的兴起，法院时常需要在诸多权利冲突中处理相应案件。比如2009年某地法院执行的一起案件，被申请执行人李某有一幢房屋可供拍卖（农村集体土地上所建），此人除该房屋外别无所居，但执行申请人的债权有生效判决作为合法支撑。一般而言，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是以双方对经济风险的合理预期及彼此间的合理信赖为基础，并以双方全部个人财产作为责任财产担保债权而建立起来的，法律认可并保护债权人之债权，但李某的“生存权”同样受到宪法的保护。最后，法院基于“债权与生存权的衡量”做出执行裁定，拍卖该房屋并给李某留下十万元的住房保障金，并由村委会再给李某提供一块宅基地，最终“圆满”解决了此案。 　　更为典型的一起案件是2006年陕西汉阴发生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邱兴华因怀疑被害人调戏其妻而连杀十人，并在逃亡途中又杀死一人，重伤两人，手段极其残忍。而在捉拿邱兴华归案期间却有专家指出邱兴华可能患有精神疾病，并在侦查及至审判期间，一直有专家奔走呼吁，建议由办案机关或者法院委托鉴定机构为邱兴华做一次精神病鉴定，直至二审法院以邱兴华“无反常表现”为由驳回鉴定申请并维持死刑时，此种呼声及相应争论一直未曾停息。申请鉴定一方认为，法律只能处罚有主观恶意的人，精神病人没有辨识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如果是疯子，判他死刑是耻辱”。而司法机关却在担心，按照目前的司法鉴定制度，如果邱兴华被鉴定为“完全的精神病人”，则法院就没有理由再判他死刑，那就意味着“杀人恶魔”将重返社会，众多无辜者的生命财产安全面临严重威胁，而且这将给后续的一系列类似案件带来难以预料的影响。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虽然规定，对于精神病人“应当责令其家人或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但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80%的精神病人得不到有效治疗，作为法定监护人的亲属并没有尽到相应的责任，大多精神病人都处于严重失控的状态。诚然，免除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不难做到，但后续生命和财产受到严重威胁的潜在受害者的权益如何保障，却是一项重要难题。放在司法机关面前的，又是一道难解的“权利冲突”命题，而在我国目前庞大的失控精神病人群体面前，这道难题一时很难有“圆满”的解法。 　　二、“权利话语”冲突之缘由 　　（一）“权利话语”的修辞技术 　　在种种权利冲突的个案当中，我们都能寻找到修辞技术的踪影。比如在邱兴华案当中，媒体更多关注的是精神病人的刑事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