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四”“病态青春”叙事的继承与解构.docVIP

对“五四”“病态青春”叙事的继承与解构 　　摘 要：张悦然于2005年发表的《水仙已乘鲤鱼去》以灰色忧郁的叙事风格，表现了“独一代”的青春成长体验与叛逆性格。作品继承了“五四”时期“病态青春”叙事的主题，通过对青年忧郁自恋病症的描写，表达了新的时代语境下，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的情感诉求，揭示了他们在时代潮流裹挟中的沉沦苦闷，情感缺失的焦虑与痛苦，心灵与身体变得病态的“成长之痛”;同时解构了“五四”“病态青春”叙事厚重的人文内涵，消解了郁达夫与丁玲一代作家在小说中蕴含的历史厚重感、时代悲凉感与社会责任意识。 中国论文网 /5/view-7070978.htm 　　关键词：张悦然;病态青春;《水仙已乘鲤鱼去》 　　“五四”文学发生于巨大的社会动荡与民族危机之时，这一时期的文学家们深切关怀人类和国家的命运，无私地剖析自身，在揭示国民劣根性和“集体无意识”的同时，反映了社会历史转型期青年一代的精神裂变，刻画了一些追求“理想”、“自由”、“爱”而不得，导致身心病态乃至绝望的青年形象。“病态青春”主题在此特殊的时代语境下出现。“五四”青年作家希望通过“病态青春”的描写实现对大众的启蒙，在精神上救国。其中，郁达夫着重表现了国家的病弱，时代、社会的压抑等导致青年人的心灵扭曲，丁玲则通过对女性自身的关照与文化反思，昭示出女性的自我觉醒与心灵抗争的艰难。 　　“80后”作家张悦然继承了“五四”“病态青春”主题，关注青年一代对爱的追求以及求而不得的病态身心，其青春写作充满了灰色忧郁颓废绝望的基调，表现出消解崇高、视觉化书写等新的时代特色。她的《水仙已乘鲤鱼去》（以下简称《水仙》）表达了年轻一代的情感诉求，及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中沉沦苦闷，心灵与身体变得病态的“成长之痛”，揭示了现代人情感缺失的焦虑与痛苦，诉说“80后”对世界与心灵的体察与感悟。不同于《沉沦》中时代和社会导致的“生的忧郁”与“性的苦闷”，《水仙》对“病态青春”的描写主要表现为“爱的苦闷”（爱情、亲情的苦闷），结局也由苦闷中的死亡转向不懈地追求与时间的治愈。丁玲在“五四”大潮回落，知识分子苦闷彷徨之际发表《莎菲女士的日记》，塑造了莎菲这个有病弱的身体和自恋的灵魂，觉醒了又无路可走的知识女性形象，抒发时代对青春的桎梏，启蒙女性觉醒与反抗。与之相异的是，《水仙》写出了物质诱惑下女性的自恋与自私，张悦然对青春的“另类”书写，呈现出“病态青春”新的时代特质。同时消解了郁达夫与丁玲一代作家在小说中蕴含的历史厚重感、时代悲凉感与社会责任意识。 　　一、爱的悲剧：忧郁导致身心病态 　　《沉沦》与《水仙》讲述的都是爱的悲剧，主人公由于精神忧郁导致了身心病态。《沉沦》中的“他”在国家之爱与人生之爱的悲剧中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导致其心理变态以致绝望。“他”选择死亡本身就具有消极觉醒与人性启蒙的意义。后者通过讲述?Z在成长过程中的痛苦与忧郁，对亲情与爱情的渴望与追求，以情绪宣泄与魔幻情节吸引读者，同时解构了《沉沦》中寄寓的国家意识、人性叩问与悲悯情怀。 　　（一）忧郁中的自我毁灭与救赎 　　首先，从作家的创作背景与主题来看，郁达夫与张悦然都有灰暗的童年记忆，并视写作为排解苦闷的方式。《沉沦》具有自叙传的色彩：生活在残酷荒淫，军阀专权的岛国给他本该美好的青年时代蒙上阴影，另他脆弱的灵魂饱受自卑、自闭的折磨，病弱的祖国令他饱尝身处异乡的艰辛。对郁达夫而言，自叙传的形式可以在展示出内心躁动和精神疾病的同时达到情感和灵魂净化的目的。张悦然用故事编织感伤而迷幻的梦境，极致抒写个体成长，其情感源头就是挥之不去的恐惧感。在谈到写作动机时，她说：“因为恐惧、憧憬、妒忌以及绝望的爱。他们密封在身体里找不到出口，只能盲目的碰撞，唯有写作，才能使他们暂时平静下来。”[1] 　　在创作《水仙》时，张悦然将自我投影在小说主人公的身上，将抒情最大程度的自我化，宣泄了极端的情绪：“因为着了迷，我和?Z越来越纠缠不清了……我们决定交换彼此的故事……我也把我的一路成长附在后面，成为一种对应和比照。”[2]?Z在梦到奶奶的死亡，备受暴食症折磨等痛苦时开始写作，而写作使她“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一切祥和的出乎意料。”[3]写作给予作者心灵自由和压抑的释放，而这亦在最大层面上引起同时代人的共鸣。 　　其次，从文本的叙事与故事的层面看，《沉沦》与《水仙》的整体叙述视角为第三人称，以时间为线索，在顺叙中穿插倒叙，借倒叙来真切表现人物情绪以突出作品的整体氛围。《沉沦》共八节，前三节，分阶段叙述了主人公求学、爱情、事业坎坷带来的苦闷忧郁以及对其性格的塑造。第四节开始叙述“他”从东京到N市以及到N市高等学校后的种种忧郁病态情绪;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叙述按照时间顺序展开。顺着叙事者的指引，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内心的挣扎，在痛苦中逐步沉沦并走向死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