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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写经书法艺术初论 　　基金项目：本文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科学研究课题《丝路文化之敦煌书法研究》（编号：14D-05-B08）的研究成果。 中国论文网 /5/view-7157631.htm 　　摘 要：本文拟将敦煌写经书法放置于中国书法发展史这一宏大的历史背景中，并结合相关史料，运用研究概念、判断、推理等逻辑方法研究其形成的历史成因，运用联想、想象等非逻辑方法研究其书体风格的形成和艺术特征。最终，根据以上两个方面的研究成果，大致勾勒出敦煌写经书法的整体风貌和演变进程。 　　关键词：敦煌写经；写经书法；河西地区；十六国 　　作者简介：杨勇（1977-），男，汉族，陕西商洛人，陕西广播电视大学艺术系教师，研究方向：广告学。 　　[中图分类号]：J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5）-35--02 　　敦煌位于甘肃省西北部，由于地处河西走廊的西端，历史上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即公元前111年，为了保障丝绸之路的安全，屯田戍边，安定西北的军事目的，中原王朝首次在河西地区设置敦煌郡，距今已历时两千多年。历史上的敦煌曾经是一个典型的多民族杂居地区。仅公元3世纪末至5世纪间，曾先后控制过这一地区的军事势力就有氐族、匈奴、汉族、鲜卑等，又因其扼守丝绸之路之咽喉，是连接中原地区和西域地区经贸往来的历史重镇，遂使得敦煌成为一个集道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景教等于一体的多元文化社会。 　　“莫高窟”也称“千佛洞”，开凿于敦煌市东南25公里处，鸣沙山东面的断崖之上。其始建于十六国时期，据敦煌写经《太上业报应缘经》上的记载：“莫高窟者，厥初秦建元二年，有沙门乐?V……遂架空凿??，造窟一龛。”[1]继而建造第二个洞窟的人是法良：“次有法良禅师，从东届此，又于?V师窟侧，更即营建……复有刺史建平公、东阳王等，各修一大窟。”[2]在此之后，敦煌历经北魏、北周、隋唐、五代、西夏、元等历代修建，最终形成了规模宏大的佛教洞窟艺术。现存洞窟735个，泥质彩塑2415尊，壁画近5万平米。 　　1900年6月初夏时节，湖北道士王圆?因看到洞窟常年无人管理，残破不堪，在和助手杨果清理莫高窟第16窟中的垃圾时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一间密室，洞中藏有汉文、藏文、梵文、粟特文、于阗文、回鹘文等总数达5万多件的纸质文书，其中百分之九十是汉文佛教写经。藏经洞的秘密一经发现，王道士便积极奔走各方，企图引起清廷政府的重视。但令人惋惜的是，这批珍贵的敦煌文献自发现至短短的十数年间，曾先后历经磨难数次被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等人以探险为名将大批经卷盗卖出国。对此民国学者陈寅恪曾经叹言到：“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3]。 　　众所周知，魏晋南北朝时期既是中国书法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高潮，也是书体演变的一个重要转型阶段。魏晋时期，盛行于两汉的小篆、隶书等旧书体，已经开始走下政治舞台并逐渐衰落，而以楷书、行书、草书等为代表的新书体正渐趋成熟。因此代表这一发展过程的主要特征，就是新旧书体的相互交替。不但如此，如果从整个书法史的角度考察，魏晋南北朝时期也是书法发展自身摆脱字学束缚形成独立艺术品质的重要阶段。因此作为隶楷过渡的关键期，笔者认为考察该时期的敦煌写经是研究中国书法书体演变和形成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而这其中，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十六国时期的敦煌写经。 　　早期的敦煌写经，其书体风格介于西晋和北魏时期两者之间。首先，从单个字的结体来看，横画作为主笔被强调，形成其字形扁阔，横长竖短的典型特征，字的横张之势跃然纸上，这说明此时的楷书尚未完全摆脱隶书体式的影响。这种特征从十六国时期一直延续至北魏早期才彻底消失；其次，从笔法看，横画均是顺锋起笔，收笔重按，笔画尖头圆尾，这一特征大多集中在公元4世纪之前的早期作品中，此后的写本均是向下顿笔之后再转笔右行；竖画，露锋起笔，一书而下，由于行笔速度飞快，因此笔画大多显得短促有力，形似铁钉，这种写法也主要见于十六国末期至北魏早期的写本之中；捺笔大多顺锋铺毫，轻起重落，行笔虽少有波折但笔画末端都呈波挑上扬之状，因此而显得丰厚饱满；横折的写法更有特点，转折处不见棱角，提笔转峰之后，便一气呵成，笔画写的圆转灵活；竖钩、?钩的写法，是不蓄势回笔轻顿之后便提笔轻出，少有出锋，即使出锋也是向左平出而不著钩挑。这一特征也主要集中在公元4世纪以前的早期写本中。 　　但是，也有一些特例没有按照上述规律而发展。例如：“氵”的写法就非常反常，在现存最早的《诸佛要集经》中，“氵”的写法不但互不相连，而且上下排列错落有致。按照常理分析，根据书体演变的历史进程，这一特征应属于楷书笔画的写法，不应该出现在西晋晚期的写经作品中。但令人费解的是，这种在公元3世纪写本中出现的笔法反而在北凉后期的其他写本中却很少见到，甚至是到更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