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鹅湖朱子之路上的“论辩唱和”
鹅湖朱子之路上的“论辩唱和”
七宝阁书院特约刊出
中国论文网 /5/view-7254924.htm
鹅湖书院,圣域贤关、仁山智水、道学之宗。
唐贞元年间(785―805)李翱,字习之,贞元进士,今甘肃秦安(唐属陇西成纪)人,官至山南东道节度使。曾从韩愈学古文,是古文运动的参加者,文学主张大抵同于韩愈。有作《东南录》为传世早期的日记体文章,文风平易。在哲学上受禅宗文化的影响,首创讲学于鹅湖山下,与鹅湖寺高僧太义禅师论禅讲习,一时间在全国激起很大范围的思想学术大讨论。为今后南宋讲学论辩、辛陈鹅湖词坛交游创造了良好的学风。
鹅湖书院,原名“鹅湖精舍”、“四贤祠”、“文宗书院”,因南宋淳熙二年(1175)春夏之交,朱熹、吕祖谦、陆九龄、陆九渊在鹅湖寺举行了一次中国哲学史上围绕治学、太极卦序、论辩唱和、争辩甚烈,不合而罢。会议由东南三贤之一吕祖谦发起,朱熹、陆九龄、陆九渊参加,列席参会人员百余人。鹅湖之名从此而誉满天下,影响世界,留传宋、元、明、清而至今。
时隔十三年之后的淳熙十五年(1188)冬,浙东学派领军人物陈亮仿”朱、吕、陆鹅湖之会”,特约朱熹、辛弃疾二人相会鹅湖,讨论“经世致用,救济时艰”、“治国平天下”等问题,朱熹失约,避开时政。而辛、陈相聚鹅湖,畅饮瓢泉,纵谈十日,极论时事。共商抗金雪耻之大计,畅叙南北对峙的危险形势;共表坚持抗战的决心,抨击苟且偷安的妥协投降,加深了相互间的战斗友情,发出了“凭却江山管不倒,河洛腥膻无际”的感慨。十日后,还不见朱熹前来,陈亮冒雪东归,辛弃疾追之,终因大雪封路,入夜时分,只此停罢,而后辛弃疾夜宿吴氏祠堂写下《贺新郎《贺新郎吐了彼此沉郁悲壮,慷慨激昂,要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和愿望。此次相论,被后人谕为南宋词坛的“鹅湖之会”即“第二次鹅湖之会”。
两次鹅湖之会以后,当时理学界,尤其是朱熹的门人,为了追慕朱子理学,推崇朱、陆学术的治学观点,铅山弟子徐子融于南宋嘉定元年(1208)在鹅湖寺旁首设“四贤祠挂四贤肖像”,首创鹅湖精舍。聚徒讲学,成德育材,崇德报功。两者缺一不可,述其规制,间厦处所而已。以达到传播朱子文化和儒家教育思想。南宋绍定元年(1228)朱熹门人信州上饶人陈文蔚,为了继续传播朱子理学,著书立说,再次来到鹅湖寺,追慕朱、吕、陆当年足迹仿徐子融葺茅屋于鹅湖寺则,聚徒授学:“提出为学之道,自当尊敬先生,凡有疑问,皆须诚心听受。”竭忠教训,办学成功,德高望重,深得铅山官民敬佩景仰。绍定三年(1230)铅山知县章谦亨在永平镇南西湖旁立群贤堂,特请陈文蔚作“群贤堂记”,又请陈文蔚学生徐元杰作群贤堂赞:“世重文蔚,隐于丘园,聚徒讲学,尚论群贤,俯仰鹅湖,追随泗源,?}领俎豆,独属吾铅”,而将其也祀于群贤堂。
南宋淳?v十年(1250),江东提刑蔡抗(1193-1259)字仲节,号久轩,福建建阳人,朱熹门人,蔡元定之孙。官至参知政事,在视察信州铅山鹅湖时,蔡抗亲自讲学鹅湖,“心濂溪之心,学考亭之学”,廪然直节,剔奸拆狱,咨访民难,廪以恤贫。特奏请朝廷理宗皇帝,为鹅湖朱、吕、二陆“四贤精舍”赐名“文宗书院”,因朱熹理学思想此时已被朝廷认同,海外传播,人称文公先生,至此,挂牌“文宗书院”是有当时目的意义的。
元世祖忽必烈对推行“汉化”文化教育的政策奠定了基础,他对蒙古族发展的历史现状作出了正确的分析,指出“祖宗肇造区、奄有四方、武功迭兴、文治多缺,五十余年来矣”。所谓“武功迭兴”,就是说蒙古族善于武力征服,反映了奴隶制的“尚武”精神。所谓“文治多缺”正是清醒地认识到马背上的政治、经济、文化及教育是封建化的根本不足。元代推行“汉化”政策,是对建金实行“汉化”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尊孔崇儒,施政文德,行礼义之教,表万世祈尊”的主张。
元代,鹅湖书院传习的内容,可以说主要是程朱理学。程端礼是史蒙卿的弟子,被称为“纯干朱者”,他提倡读书,是一贡献,他的读书分年日程,影响很大,将于下节评述,但也有可议处。其一是他重视收拾收心性,不能越出朱熹为涵养而读书的窠白。他曾为集庆路江东书院山长,所作《江东书院,讲义》详细解释朱熹六条读书法而归结为博文约礼。他说“朱子平日教人千言万语,总而言之,不越乎此六条(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切已体察,著紧用力,屈敬持志),而此六条者,总而言之,又不越乎熟读精思,切已体察即约礼之事,然则欲学颜子之学者,岂可不由思而求之哉。”他要求读书很严格,范围内较广,除读经外还读史、读韩文《楚辞》。这与专读四书应科举考试,“独不以科举之文授人”就有所不同。
明初各项工作逐渐走向正轨,恢复旧制。朝延御史祝杰按县访求书院故址,概焉久之。景泰四年(公元1453年)春,郡守姚堂按县行属,道经鹅湖,寻访宋代书院旧址,惟见朽柱残烟,顾瞻概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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