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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权与后单位社会建设 　　[摘要]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建构，单位制不断解体，我国进入后单位社会。这一时期，在国家和个人中间缺乏有效的缓冲带，个体的权利受到国家和市场的双重侵蚀。为此，我们必须建构一个可以抗衡市场的“能动社会”以及一个抵御国家权力的“公民社会”，而公民权是“能动社会”和“公民社会”生产的关键所在。所以说，后单位社会的建设以及后单位社会人的培育就是要围绕确立公民权展开，建设一个以公民权为核心的社会。 中国论文网 /4/view-7142242.htm 　　[关键词]后单位社会；社会建设；公民权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4-0078-03 　　一、引言 　　自单位制发轫以来，单位作为一种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调控形式，是中国社会在制度和结构两个层面上超越传统社会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过浓墨重彩的一笔。考察单位制的产生及发展，我们不难发现，它是中国共产党为了克服中国社会陷入“一盘散沙”总体性危机而用制度建构出来的产物。 　　单位制在一定时期内，确实通过“举国一致”的模式创造了很多奇迹，但不能将这种高效持续化的弊端（保守性、封闭性、浓厚行政化），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发展而不断凸显。因此，“单位社会”也被很多人称之为“制度锁定的社会”抑或“丧失活力的社会”。为了实现现代化，激发中国社会的活力，克服单位制的弊端势在必行。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建构过程中，“单位”开始从一个集生产、行政、生活等于一体的共同体转变成了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显然，“单位制”的瓦解不是一个自然的现象，而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建构的过程中不断被解构。同时伴随着“单位制”的瓦解，是国家一单位一个人这一宏观联接模式的崩溃，国家与个人之间距离的扩大。 　　单位制后建设一个怎样的社会以及在这样的社会中培育出怎样的人，众说纷纭，并未有一致的意见达成。就此问题，笔者的拙见是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建构出一个以公民权为核心的社会。 　　二、双重入侵――后单位社会面临的困境 　　“单位制”瓦解的过程，亦是国家一单位一个人这一宏观联接模式崩溃的过程，大量国企员工下岗失业。在一段时期内，由于认识的不足，政府或学界主观认为只要把这些“单位人”推向社会，他们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会人，而社会的载体――社区也会自然成为接纳他们的新的共同体。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从单位制到社区制的转变，是国家与社会治理空间的转变”，以前单位制基于业缘而组建的社区共同体逐渐让位于国家治理方便而组建的新社区。而这种新的社区组建既不建立在血缘也不是业缘的基础上，更多的是一种杂乱无章的聚合，所以“我们的城市社区并没有培育出人们所期望的亲密无间、守望相助的生活共同体”。由于单位制的瓦解，新的生活共同体没有有效培育出来，中国社会开始不断个体化、原子化。原子化的个体丧失了共同体的庇护，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受到各方面的侵蚀，应有的权力、权利得不到保障，而且缺乏应有的诉求渠道。 　　具体说来，在我国社会转型期，市场体制不断被神化，甚至上升为一种政治话语和国家发展话语，成为解决一切问题的工具。然而市场机制一旦运行起来，如果缺乏相应的规制，它会按照自己的逻辑来形塑社会，直至出现一个被波兰尼在《巨变》中所说的“市场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类共同体的温情会在金钱哲学面前脆弱不堪，个体的价值乃至生命都服从于市场的逻辑”。 　　与此，同时“单位制”的解体并不意味着权力的消沉，而是在经济手段的挟过下以某种隐形的形式侵入到了基层社会。国家权力的下沉，不断地去掠夺利益。但由于解决问题中间渠道的缺位而导致政府与个人大量的冲突。所以，为了抵御市场和国家权力双重入侵造就的殖民化，我们必须要在国家――个人的社会联结模式之间构造一个缓冲地带，这就是“社会”。 　　三、公民权：社会建设的关键所在 　　关于社会建设，国内主要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把社会视作一个与经济、政治、文化相对应的领域；另一种思路是将社会视作一个与国家和市场相对应的主体。这样“两种思路”产生了对社会建设的两种理解，一者主要着眼于由政府主导并推出、只在一定程度上有社会协同参与的民生建设、社会管理等行动，一者则主要瞩目于作为另一个行动主体的公民社会。我们不难发现，二者虽有差别但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前者的目的是服务公民，后者是依靠公民去行动。不管怎样，公民始终是绕不开的主体，所以这一切的前提是“公民”的存在。另一方面，当社会学提及“社会”时，所指首先是“公民社会”。当然，这并不是说社会学除公民社会外无需他顾，而是说，“社会学要立足于公民社会，透彻研究公民社会，并透过公民社会的视角来看待国家与市场”。而公民社会的根基在于公民权。诚如前文所说，后单位社会的关键在于建设出一个“社会”，而且这个“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