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几个问题.docVIP

关于哈尔滨城史纪元的几个问题 　　为进一步推动哈尔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加强哈尔滨历史的研究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在哈尔滨历史研究中，城史纪元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尚未得到很好的解决。 中国论文网 /4/view-7124009.htm 　　一 　　要研究哈尔滨城史纪元问题，首先要搞清城市与乡村的本质区别。只有把握了城市与乡村的本质区别，才能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识城市的多样性和时代性；才能理解不同地区、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时代条件下城市形成过程的非一致性及各城市的诸构成因素的不同顺序或主次位置的不同；才能避免在判定城市形成过程时做生硬的比附或规定。 　　城市与乡村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人类聚落形态。社会发展史表明，一个地区最初的城或都邑往往是其摆脱野蛮进入文明的标识。尽管城通常都是在乡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自城市与乡村分离之后，两者一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甚至是尖锐的对立。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城乡差别有所不同，但这种差别从未消失。正是这种差别，决定了城市历史与乡村历史不能混为一谈，不能把城市的历史当成乡村历史的自然延续或延伸。当然，古今中外的城市大都是在乡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城市与乡村的这种联系并不能弥合二者之间的差别或使两者在性质上趋同，城市恰恰是因为在乡村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之后，在性质上发生了根本变化才有别于乡村。这如同人类从猿进化而来，但不能因此而否认人与猿之间的本质差别，将人的历史与猿的历史等同起来一样。城市的形成过程就是其自身摆脱乡村状态的转换过程，城史纪元就应该是准确反映其摆脱乡村状态或与乡村状态分离的“分水岭”，是乡村向城市转换过程完成的“临界点”或新的城市形态开始的“起始点”。 　　二 　　有学者认为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应从金代算起。 　　确定城史纪元不仅需要进行共时态的横向比较，搞清城乡区别、而且还需要进行历时态的纵向考察，明确城市自身的发展轨迹。无论是以金代古城为起点向后延伸，还是以现在哈尔滨为起点逆向上溯，都可以发现二者之间的非连续性断裂关系是十分明显的。城市既然有其形成起点的发展过程，自然也有其衰落的过程和消失的终点。并非所有的城市都能长生不死，古今中外概莫如此，这恐怕是没有疑义的事实。如果认为金代故都与现代的哈尔滨属一脉相承，城史纪元应开始在金代，那么如何解释这些古城在元、明、清三朝七百多年的萧条、停滞和消失。一部哈尔滨城市发展史总不能只写金代和清末开始的城市如何繁荣，而留下七百余年的空白去让人“回味思索”吧？事实上这些金代故城以其遗址早就为自身的历史划上了句号，现代的哈尔滨与这些古城不具有直接的继承关系。 　　其次，据目前所掌握的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都还不能证明哈尔滨地区的金代故城与现代哈尔滨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把哈尔滨行政所辖地区的历史归结为哈尔滨这座城市自身的历史，也就是说现代哈尔滨地区的城市发展史决不等同于哈尔滨这座城市自身的历史。很显然，哈尔滨行政辖区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因多种原因而不断扩大或缩小（如呼兰县、双城等相继归属哈市），因而哈尔滨地区城市发展史的空间范围也在不断变化，而哈尔滨这座城市作为哈尔滨行政区划的中心则是稳定的，所以，哈尔滨地区的城市发展史可上溯至金代，但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则不能从金代算起。 　　退一步讲，如果以哈尔滨地区的古城出现时间作为哈尔滨的城市发展史的上限，那么城史纪元也不会在金代，而应大大提前，哈尔滨东郊的黄山就有北魏勿吉古城，继为辽、金沿用。 　　三 　　1905年10月，滨江关道的设置是哈尔滨的城史纪元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城市的形成和行政建制（设治）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一定规模的城市是行政建制（设治）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没有一定规模的城市作为依托是不可能设立行政建制的，由一般意义上的城市转化为有行政建制的城市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设治（设市）。行政设治通常要按照严格的行政法规程序完成，主要有三个基本内容：1.明确的行政管辖区域，2.拥有管理和司法权力的行政管理中心，3.包括行政级别和行政隶属关系的行政建制。 　　有清一代，东北地区作为满清的“龙兴之地”其行政设治与内地不同，对旗人实行的是按八旗军制设置、即以将军衙门、副都统衙门、协领衙署为地方各级行政建制为主的军政体制。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边疆危机的日益加深和大量流民的迅速涌入，满清政府在东北地区又陆续设置了一批府、州、厅、县等民政机构，从而在行政建制上形成了旗治与民政并存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19世纪末20世纪初，满清政府在东北地区还增设了一些处理新出现的特殊问题的民事行政机构，如隶属于黑龙江将军衙门的黑龙江清丈局、厘金总局、木税总局等。在哈尔滨地区1899年设治的吉林铁路交涉总局、1902年设治的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和1905年设治的滨江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