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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布斯鲍姆:重新思索捣毁机器的工人 　　“这篇文章的目的在一开头就说得很清楚。它是为了替英国工人运动辩护，去对抗E.P.汤普森（E.P.Thompson）所称的那种“后代子孙的不屑一顾”（enormous 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而且，可以再加上一句，反对我们自己这个时代的意识形态理论家。本文最早发表在一九五二年一本历史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Present）的创刊号，这本期刊当时是由我以及一群朋友所创立的，它迄今依然活跃。” 中国论文网 /5/view-7080607.htm 　　或许现在是来重新思索在英国和其他国家的早期工业历史中捣毁机器（machine-wrecking）的问题的时候。关于这种早期工人的抗争形式，一些错误的观念仍很盛行，即使在专业历史学家的著作中也会不时出现错误的看法。因此，一本一九五?年出版的优秀著作，依然将卢德运动（Luddism）单单形容为一种“没有目标、狂热的、工业的扎克雷起义（Jacquerie）”；而一位曾经在这个领域有卓越贡献的著名权威则对这些十八世纪的地方性暴动略过不提，他同时暗示说，这是由于群众过于激动和亢奋的情绪所导致的现象。我认为，这样的错误观念要归咎于十九世纪初期所阐述的关于引入机器的观点的持续影响；另外则是由于在十九世纪末期所形成的关于工人和工会的史观，这主要是韦伯夫妇（the Webbs）和他们费边社（Fabian）的同僚所论述建立的一套史观。或许，我们应该区分观点（views）和假设（assumptions）之间的差异。在许多讨论破坏机器的文章中，我们仍旧可以发现十九世纪中产阶级经济的辩护者所抱持的假设，即工人必须被教导，让他们不要对经济真理负隅顽抗，不论此真理是多么令人不悦；费边社和自由派的假设则是，工人行动的暴力手段不会比和平的协商来得有效。而两者的共同假设则是：早期的工人并不晓得自己当时正在做些什么，他们不过是在悲惨生活的压力下，盲目地、摸索地反抗，就好比实验室里头的动物对电流的反应。多数研究者所意识到的观点可以总结如下：机械化的胜利是大势所趋。我们能够了解并且同情这场长期的、无望取胜的行动，在这场行动中，除了少数受益的工人，几乎全体工人一致起来对抗这个新制度，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它的漫无目标以及它不可避免的挫败。 　　这些隐含的假设全部都是有争议的。而在意识到的观点方面，则显然包含许多事实的成分。然而，两者都模糊了大量的史实。因此，它们不可能对前工业时期工人抗争的方法做出真正的研究。然而，快速地浏览十八世纪与十九世纪早期的工人运动就会发现，将孤注一掷的反叛及退败的景象――这种场景于一八一五至一八四八年间屡见不鲜――投射到深邃的过往历史中是多么危险。长期的经济繁荣一直到拿破仑战争时期才告终结，而这段时间所出现的工人运动不论就知识方面或组织方面来说都非常的狭隘，不过在此局限下，它们既不容忽视同时也并非全然是失败的。这些成功的抗争经验有许多都被随后的挫败所掩盖：英格兰西部毛纺业强大的组织完全销声匿迹，它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总工会兴起前，一直都一蹶不振。此外，在十八世纪的六十年代，比利时毛纺工人的行会势力强大到足以在集体协商中获胜，不过到了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后就烟消云散，一直到二十世纪初期，工会活动实际上已奄奄一息。然而，没有任何理由忽视这些早期运动的力量，至少它们在英国不应被漠视。同时，唯有我们理解力量的根基是潜藏于砸毁机器、暴动以及对一般意义财产的毁坏（或是以现代的词语来说，破坏行动与直接行动），否则我们将无法对其做出有意义的诠释。 　　对大多数非专业的研究者而言，“捣毁机器的人”（machine-wrecker）和卢德分子（Luddite）这两个词语可以交替地使用。这是合乎常情的，因为从一八一一年至一八一三年间出现的暴动，还有同一时期在滑铁卢战役稍后几年的暴动，比其他时期的工人运动更加吸引了大众的瞩目，同时被认为需要以更多的武力来镇压。当局调动了一万两千名军人来镇压卢德分子，这个数量远远超过威灵顿将军（Wellington）于一八?八年在伊比利亚半岛作战所率领的军队人数。然而，人们对卢德分子的先入之见，往往会使得它和一般砸毁机器的讨论混淆不清，而后者约在十七世纪开始作为一种严肃的现象出现（假设可以说它有一个开端的话），一直延续到一八三?年左右。的确，哈蒙德夫妇（Hammonds）将这一连串农场工人的反叛称为一八三?年“最后的工人起义”，这些行动虽然偶尔会摧毁相当数量的制造设备，不过它基本上是攻击农场的机械。首先，当局基于行政管理的目的，将卢德运动视为一种单一的现象。事实上，它涵盖了许多不同类型的破坏机器的行为，这些行为之间大多相互独立，在时间上或早或晚地发生。其次，卢德运动的快速挫败导致了一种普遍的想法，认为破坏机器的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