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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段截然不同的记者经历 　　我从1940年起，就在范长江领导下的“国际新闻社金华办事处”工作，做内勤，搞采访，写文章。后来，我在上饶集中营坐过国民党顽固派的监狱，在解放战争的硝烟里冒着枪林弹雨做战地记者，终于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1949年12月，我作为南京《新华日报》特派记者，在北平采访了全国首届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我兴奋地目睹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已如一轮旭日升起在地平线。万万没有想到，等待我的是始料未及的一场接一场的政治运动。 中国论文网 /4/view-7140762.htm 　　掉进反右派“陷阱” 　　1953年，我从南京调到北京人民日报社工作。1956年，我被选为人民日报社先进工作者。 　　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是我记者生涯的大转折，也是我人生的大转折。反右派斗争最初我是支持的，这种支持并非完全出于自觉，而是出于一种习惯。我是一个在抗日战争初期就参加革命的新闻工作者，经历了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的漫长岁月，生活的塑造，使我逐渐形成了一种习惯思维：凡党中央做出的决策都是正确的，都要无条件执行。反右派开始了，我作为一个党报记者，就积极投入工作，写了不少新闻报道。 　　如今回过头来看，我写的这些关于反右派的报道大多是强词夺理，强加于人的。我既没有独立地冷静思考，也没有深入地采访，听取当事人的申述，只是根据编辑部领导的意图和“红头文件”的精神就动笔，没有履行一个记者应当客观公正、坚持真理的基本原则。我愧对读者。 　　在反右派运动中我内心多少也有些疑虑，新中国哪有那么多敌人？一天，中共上海局书记柯庆施找我谈话，他说，《文汇报》党委书记钦本立和《劳动报》社长马达，都在本单位要被打成右派，他要了解一下这二人的情况，听听我的意见。这二人都是熟人，我把二人的简历告诉了他，并说，我觉得这二人恐怕都是思想认识问题。后来，他们均未被划为右派，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意见起了点作用。 1948年淮海战役期间，作者（右二）采访被俘国民党军将领并合影 　　熟人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不断传来，我的疑惑也随之增多。人民日报社国际部东方部主任蒋元椿被划为右派，他是在三年解放战争中和我共同战斗过来的一个好记者。我们的同事里，有不少就牺牲在我和他的眼前。他工作、学习勤奋，业务能力强，为人刚正不阿。在抗美援朝时，他以“江南”为笔名，每天一篇文字犀利的评论，曾名噪一时。据说他因为在墙报上写了一篇批评胡乔木作风不够民主的小字报，便被打成右派。为什么仅凭一件事就把个好同志置于死地？更令我吃惊的是，文学界前辈冯雪峰，也被打成右派。他和我同在上饶集中营度过一段苦难岁月，他是经历过生死考验的老革命，是我们狱中斗争的领路人，是我心中十分敬佩的长者。 　　1957年7月间，浙江、上海、江苏三地的记者一起到南京聚会。我在无意中看到新华社的一本《内部参考》，其中一篇报道南京大学揪出个大右派刘敬坤，攻击教育制度改革，说他是地主子弟，乱搞男女关系，等等，把他说得不像个人样。我看了相当气愤，刘的情况我很熟悉，他和我同在南京市委工作过，是南京地下党员，为人正派厚道，很有学问，就是书呆子气重，不懂人情世故，文中所述根本不是事实。我对周围人说，我要到南大党委去了解一下情况，刘敬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还说，过去搞肃反曾经整错过一些好人，这次反右派可不能再整错人。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身边的浙江记者刘凡把我说的话，悄悄记录了下来。 　　1958年5月，人民日报社继续整风。在记者部的一次整风会上，刘凡站了出来，他说：“我要揭发季音为右派鸣不平。”随即掏出小本子，念了当日的记录。 　　我听了并不紧张，我是为了维护党的利益，怕整错了人。但会场上有少数人起哄，有人说，公然为右派鸣冤叫屈，是何居心？有些人不分青红皂白，开始对我进行批判。批判会开了多次，双方处于僵持状态。 　　会后，我依然不紧张。我既没有鸣放，也没有写过所谓毒草文章，仅凭这几句话，难道还能把我打成右派？后来的事实证明，我错了，我错估了形势。 　　如果说，我在反右中有失误的话，最大的失误就是对党内斗争的复杂性完全无知。我在国民党监狱里，在战场上，那时敌我分明，我不糊涂。如今面对的是党内的“自己人”，以为是完全可以信赖的。记者部负责人对我说，你的问题不大，只要写份向党交心的材料就行了，你要把你的思想活动统统写出来。于是我就彻底向党交心，搜肠刮肚，把过去的内心思想活动全盘托出。我写道：“看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以后，我似乎感到这是文艺思想之争，不是反革命问题。” 　　交心材料送上去后，整人者大喜过望，本人把“罪证”送上门来了，岂不省事。他们断章摘句，掐头去尾，把我写的有关胡风的话列为“重要罪行”的第二条，再加上为右派鸣不平的“罪行”，以及一些捕风捉影的事，写出了一份“季音反党罪行”，把我定为右派。 　　应当向党去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