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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证章与抗战前广东非军事学校的军事训练 　　一、从尚武思潮到军事训练 中国论文网 /7/view-7209534.htm 　　清末，面对“群盗入室，白刃环门”的险恶局面，不少时人认为必须坚强起来武装自己，否则“怯者召侮之媒，畏战者必受战祸”。传统的轻武观念逐渐受到文人学士的质疑，“尚武”的声音渐渐高亢。诸如梁启超、蔡锷等人纷纷将改革的目光投向教育领域，以期从根本上革除国人懦弱之陋习，培养“尚武”之精神。 　　军国民教育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应运而生。所谓军国民教育，即军国民主义与当时“教育救国”思想相结合的产物。其“主张对各级学校实行军事训练，以军人爱国尚武精神培养学生，以军队的组织方式组织社会，以勤苦、坚毅、爱国心激励国民以御外侮。”在时人看来，推行含有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主义精神内核的军国民教育是强国兴邦的一项重要措施，非是一些战争狂热分子所高举的穷兵黩武的，武力扩张的“军国民主义”的大旗。 　　1912年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正式将军国民教育写入教育宗旨，成为国家政策。1919年，上海精武体育会创办《精武本纪》，孙中山先生应邀作序，亲笔书写“尚武精神”四个字，并将“尚武精神”归纳为“盖以振起从来体育之技击术为务，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他把体育、技击、强国、富民有机的结合起来，这是孙中山先生在其革命生涯中，对“尚武”“军国民”的高度概括。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学潮仍旧此起彼伏，这对刚建立不久的国民党统治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于是当局遂采取严厉的训育手段，希图管控学生。军国民教育思想因其具有较强的训育功能便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并不断得到宣传和重视，甚至包含广东在内的不少地区率先在非军事院校成立学生军（图一）。 　　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出台了在高中以上学校实施军事训练的政策。直到1937年全面抗战以前，非军事院校之军训课程经历了由选修到必修的过程，并随国际国内局势变化而增强，民族矛盾的加深而加强。 　　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课程同民国初年的军国民教育有很大不同。这是因为，此时的行政系统既比较稳定全面，且能行使行政权力将各项政策措施形成制度实践；重军事训练的精神大过军事训练的形式，注重军官的养成教育和士兵的精神教育；在思想上也更有内涵，以三民主义、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为核心，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军训制度。 　　但是事有两面，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正因从“精神”方面下功夫，也将导致学生军训的思想控制非常严格。不但“不主张学生过问政治，要求盲目服从”，而且蒋介石本人所倡导的“思维八德”“忠君爱国”等封建精神堂而皇之地进入军训这一政策之中，成为言所必提的指导思想。 　　二、抗战前广东非军事院校的军训概况 　　1928年5月3日“济南惨案”发生后，全国各地群情激涌，一战后被废止的军国民教育再次被提起。适逢全国教育会议召开，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大学院（后改为教育部）提交了《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学术科教育要目表》《军事教育程度表》等提案，并获一致通过。 　　1929年1月，国民政府训练总监部会同教育部颁布《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方案》、同《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官任用简章》和《修正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官服务条例》，于1929年1月29日核准通令施行全国。 　　广东方面，陈济棠于1929年执掌广东军权，又因1931年“胡汉民案”进而控制了广东政府，1932年秋，“西南政务委员会”奉准成立，他公布了《广东省三年施政计划》，开始其主粤八年的政治生涯。陈济棠对教育格外重视，“尽量增加教育建设经费”，甚至将“教育经费提高至每年八百余万元。” 　　具体而言，1930年广东省教育经费预算全年为213万元，占全省经费预算的4.8%。到民国24年，增至503万多元，占全省经费预算的10.8%，比1930年增长122%，如将省和地方的拨款合在一起，全省教育经费全年最高达2054万多元，相当于全省经费预算的41%。 　　正是在广东政局相对独立稳定，教育经费相对充足的背景下，本地学校的军训教育也如火如荼的开展起来。 　　（一）军事训练方面 　　1929年起，广东厉行军事训练。关于军训各项章则，分别规定通饬遵行。1929年9月，订定高中以上学校军事教育惩奖规则。10月，规定军事教育学分分量为六学分，凡学生修业期满，如无该项课程之成绩者，概不准毕业（图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以后，全国各地大学纷纷成立学生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准备进行抗日战争，效力疆场，为民族争光。1932年3月5日，《国立中山大学日报》刊登了中山大学义勇军的编制大纲。同日，中山大学学生义勇军办事处发布第一号布告，校长聘任何春帆为学生义勇军办事处主任，并于即日就职，组织成立学生义勇军。大纲规定1932年3月21日开始训练。“拟以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