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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黄梅戏配角形象研究 　　【摘 要】目前对新时期黄梅戏人物形象的研究集中在主角身上，本研究以《徽州女人》《李四光》等剧目为蓝本，研究了新时期黄梅戏配角形象塑造的特点，认为其具有凸显主题、推动剧情、烘托主角的三重作用，但造型上更注重配角与主角、配角间的搭配，性格上更显平民化，这种新特征的变化背后是黄梅戏创新探索和受众审美口味变化的必然结果。 中国论文网 /7/view-7167771.htm 　　【关键词】黄梅戏；配角；形象塑造 　　中图分类号：J8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1-0024-02 　　戏曲是用人物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和表现作者的主体精神的，塑造人物在戏曲创作中处于核心地位。无论是戏曲文学还是舞台艺术，都要围绕塑造人物来进行艺术创作。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好的剧目，必然塑造出成功的人物，成功的人物又必然符合一时一地的人民群众的审美需要，而这种审美需求主要体现在戏曲人物身上。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新时期黄梅戏也通过《徽州女人》《李四光》《东坡》等剧目向观众展现了一批生动传神的人物。这些人物处于剧目规定的特定历史中，但又不可避免地反映了今时今日人们的审美需要。研究者们在讨论新时期黄梅戏人物形象塑造时，往往侧重于主角，因为主角更集中地反映了这种审美需要。但仅仅分析主角的塑造方法或特点是不够的，从配角形象的塑造入手，有助于更全面地把握新时期黄梅戏人物形象塑造的方法和特点，促进黄梅戏整体的舞台表现力。 　　一、新时期黄梅戏中的配角 　　广义上的配角是指与主角相对的次要角色，黄梅戏配角的作用一般体现为凸显主题、推动剧情和烘托主角，《徽州女人》《李四光》等新时期黄梅戏的配角也不例外。 　　（一）凸显主题。《徽州女人》的叙事方式是比较独特的，淡化了情节，消去了道德评判和价值判断。人物也进行了极度模糊化的处理，去掉了姓名，仅仅留下了最基本的身份符号，如丈夫、公公、婆婆、老秀才、唢呐大哥等。作为一部讲述一个传统徽州女人如何超越人生不幸的作品，“女人”和诸多配角的核心任务是服务于这个主题：主角牺牲自我、孝敬长者、恪守礼教。在《徽州女人》中，女人最初的形象是亮丽的，这种亮丽体现在其服装造型和底幕背景的对比上，更被一众并无明显性格特征的配角反衬出来：公公婆婆的慈祥、小叔的讲理、邻里的和睦亲善，都使得这幕悲剧似乎失去了肇事者，然而女人亮丽的形象却在这一众配角毫无特色、灰扑扑的性格中逐渐黯淡下来，使得戏曲的主题更为突出。 　　（二）推动剧情。《徽州女人》中作用最为明显的配角为丈夫。第一幕“嫁”是女人生命的转折点，从欢乐与希望走向痛苦与辛酸，而并未出现的丈夫则是这一切的源起。丈夫的身影在迎亲之前便已经烙印在女人的心中，花轿之上，丈夫在女人心中的形象是“温和厚道”的读书郎，是“如意郎君”，而拜堂时丈夫的失踪则是女人一生悲剧的开始。第二幕“盼”展现了这种痛苦与辛酸。第三幕“吟”则将这种长期期盼中的精神折磨进行了升华，女人通过数十年的坚守，终于克服了肉体与心灵的悲痛感，完成了超越。而第四幕丈夫“归”来了，女人的角色位置和生活定位却消失掉了。 　　（三）烘托主角。戏曲配角存在的又一意义则是烘托主角。如《李四光》第三幕“灵堂枪声”。朱森之死既是对“黑暗的世道”的交代，又促使李四光深入认识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内战”的本质。戏曲刻意将冲突安排在朱森的灵堂之上，官员在花枝招展的礼仪小姐的簇拥下出场，头戴红花、手持大红请帖，配乐喜庆，与萧瑟的灵堂形成对比。不合时宜的衣着和排场为这一幕的冲突打下基础，也为李四光的责问和拒绝埋下伏笔。官员与李四光的三次主要交锋都以失败而告终：第一次在李四光的斥责下摘下了红花；第二次争辩朱森的死因，到最关键处选择了回避话题；最后的邀请则被李四光直接喝退。这是一个典型的丑角，嚣张跋扈又色厉内荏，其存在就是为了衬托李四光的光明磊落和一身正气。 　　二、新时期黄梅戏配角的新特点 　　（一）造型特征：配角组合搭配更为和谐。比照《天仙配》《女驸马》等剧目中的配角造型，我们不难发现，新时期黄梅戏配角的形象塑造沿袭了符号化的特征。如《天仙配》中的员外身形消瘦，颧骨高耸，三缕长须，着员外袍，一副典型地主老财的样子；《李四光》中的官员也沿用了这种造型方法，代表性的服装，礼帽、八字胡，声调略显夸张，南方口音普通话，一副民国官员打扮。不同之处则在于新时期的黄梅戏配角间的角色组合更为丰富，内在关系也更为合理。配角间的关系不再比照角色行当，而是类似于合唱中的各声部，在高低强弱中获得节奏变化与和谐，从而服务于主题。如《徽州女人》中的配角，公公、婆婆、小叔的内在逻辑是家庭，老秀才、唢呐大哥的内在逻辑则是邻里和亲族，一里一外，组成了笼罩女人的庞大网络。 　　另外一个体现则是搭配出场的配角间的关系有了新变化，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