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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基于人权保障的乡村治理 　　摘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性地位。在走向权利的时代，现代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作为价值基准，以人权保障来化解乡村治理危机，并以此推进乡村治理的良性发展，促使乡村和谐秩序形成，促进乡村社会文明发展，进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实现国家的富强、民主、文明与和谐。 中国论文网 /4/view-7193773.htm 　　关键词：治理危机;乡村治理;国家治理;人权保障 　　中图分类号：C916;F320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07（2016）01-0133-06 　　收稿日期：收稿日期OI：10.13968/ki.1009-9107.2016.01.20 　　20世纪90年中后期，中国乡村社会出现治理危机，进入21世纪之后乡村治理出现“复合性危机”，为此国家和政府有针对性地出台了费税改革、取消农业税与新农村建设等举措，解决了村民负担过重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建国以来体现在乡村治理之中的治理权威以及理念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而我国社会正“走向权利的时代”，法治原则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主要原则，人权保障是治理的终极目标。显然，如果不关切人权，不以人权保障作为价值基准，乡村治理就无法实现良性发展。为此，基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背景，特别是基于人权保障视角深入研究乡村治理，具有深刻意义。 　　一、以人权作为乡村治理的价值基准 　　20世纪90年代末，乡村治理概念被提出，学者们试图运用这一更具包容性的概念来解释和分析乡村社会[1]。而治理的兴起与人权追求密切相关，治理理论涵盖人权的相关价值。作为治理理论运用于乡村研究而产生一个新的分析概念，乡村治理应当是内涵着人权价值。 　　（一）治理与人权追求 　　治理（governance）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指的是在特定范围内行使权威。它隐含着一个政治进程，即在众多不同利益共同发挥作用的领域建立一致或取得认同。诸多学科对治理概念进行学科内的诠释，创新性地学术嫁接并形成社会治理、地方治理、全球治理以及乡村治理等概念。1989年，世界银行面对全球化扩张以及本土化应对态势的认识，发表了《南撒哈拉非洲：从危机走向可持续增长》一文，初次提出关于治理的观点，赋予治理新的内涵，兴起了治理理论研究。法国学者阿尔卡塔拉认为，治理理论兴起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国际组织从唯经济论思维的死胡同撤退的尝试;将权力从公共部门转移到私人部门以减少国家的作用;在第三世界的公共领域进行改革而又避免过分干涉其内部事务;对民主化和人权的新的不懈追求;冲突之后的重建这样的严峻挑战[2]。为此，人权追求是治理理论兴起的源动力之一。人权，即一个人之所以拥有这种权利，仅仅因为他是人的基本权利，它也是根据权利对于社会变革提出的要求[3]。由《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组成的国际人权宪章，构建了人权体系，为世界各国人民享有各项人权提供依据，也为人们对社会和政府提出道德上的和政治上的要求提供参考，也深刻影响政府和社会治理方式和机制。 　　（二）以人权保障为核心的乡村治理 　　目前，乡村治理内涵的界定主要有公共权力导向、目标导向、主体导向，以村庄为载体的研究路径，这些概念解释乡村治理某一方面，使乡村治理的内涵更加丰富。但是，它们较少关切相关主体的权利与人权。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国家治理被赋予新的内涵，即它不但不压制人权、牺牲人权，而恰恰是以人权保障为基础、为目标的[4]。所以，乡村治理的内涵也发生变化，也应该以人权保障为基础和目的，使村民生活得更有尊严，提升村民的幸福感，最终促进村民的发展。首先，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为价值基准。乡村治理从根本上说是围绕“人”展开的。“人”之所以被称之为“人”，之所以是“人”，就是因为其享有赖以存在的基本权利――人权，也就是国家人权宪章规定的“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包括以生命权、自由权和隐私权为核心的公民权利;以选举权、知情权、监督权为核心的政治权利;以及以财产权、工作权、社会保障权、受教育权、文化权为核心的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等等。所以，无论是乡镇政府，还是参与乡村治理的其他社会组织，都应当尊重村民的人权，并为村民的人权的实现提供必要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条件;村民应该以此来主张和维护自身的利益和自由。其次，乡村治理应当以人权保障为价值指向。乡村治理要深度关切村民的权利和利益，聚焦村民关注的问题，提供必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条件，切实保障人权的实现。如果乡村治理离开村民的人权保障，离开村民高度关注的问题，则乡村治理是不会产生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