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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宋代帝王宗教政策之形成背景 　　[摘 要]两宋时期宗教发展虽相对于前较为平缓，佛道之争日渐消弭，且顺应历史发展形势，三教日趋融合。而中国宗教自古以来就表现出的世俗性，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深深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中国论文网 /4/view-7128877.htm 　　[关键词]宗教政策；三教融合；世俗性 　　尽管经历了唐末的藩镇割据、五代十国的混战征伐，以及宗教史上最为残酷的“三武一宗”灭法，两宋宗教仍缓缓恢复并发展起来，三教融合进入成熟期，宗教世俗性表现得更为突出。 　　一、顺应历史发展形势，三教日趋融合 　　儒、释、道是中华文明的三大精神支柱，虽然在历史上三教之争此起彼伏，但实际上却互补互融、协调发展，共同趋向三教合流。“中国历史上三教融合经历了一个从文字上相互诠释、社会功能上互补、最后达到哲学理论上融会贯通的三步曲。”[1]9可以说在两宋时代，三教合流由量变发展到质变，进入成熟期。 　　唐末宋初，社会动荡、民生凋敝，“始则安史作难，中因会昌废除，后因五代兵火，教藏灭绝，几至不传。”因此许多依赖施主布施的教派都举步唯艰，惟有号召“儒释合一”“三教同流”的禅宗很快得到了恢复。宋禅不仅在文字上与儒学相互借鉴，出现了大量《语录》《灯录》《评唱》《击节》注疏性著作，在思想上更是打通儒释，援儒入释，在深层次上与儒学融为一体。佛门弟子契嵩、智圆便是宣传“三教合流”思想的典型代表。宋禅所追求的即心即佛，重在心中的宗教体验，将对外在天国的追求变成了一种内在的心理调适，实现了“以儒治国，以佛治心”，深受士大夫阶层的普遍欢迎。另外，通过提倡“禅教并重”和“儒释合流”，佛教内部诸宗派间及与教外儒、道两家的思想融合达到了一个更高层次。 　　宋代可谓是道教继唐之后的又一辉煌发展时期，以修心养性为宗旨的内丹学日益发达和成熟。出于对羽化飞升、祭醮禳禁等荒诞鄙俗的巫术化道教的厌恶情绪及对修心养性、返璞归真的老庄之学、明心见性的禅宗之学及复性明理的儒学的景仰，以陈抟、张伯端为代表的道家学者吸取儒释思想，建立起完善的内丹炼养体系，促成了道教修炼理论在宋代的重大转变。张伯端在《悟真篇》中指出“三教虽分，道乃归一”，只有将三教结合起来才是完整的身心性命之学。 　　宋初在佛道二家的影响下，从周敦颐开始，将宋初正在复兴过程中发生转变的佛道的修养方式、修养对象和修养目的移植到儒学中来。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中提到“如果说，儒家是从人与社会的关系即伦理道德上来要求人们复性，禅宗是从个人内在精神的升华上来要求人们明性，那么，道教就是从个人的生命保存上来要求人们养性的，而这个性，却都是摒除了人的情欲、人的本能、人的具体内容的抽象的心性”。这种把生理、心理、人生情趣乃至理想联系起来，主张向内心、本性寻觅人生真谛的意向颇受士大夫的青睐，构成了士大夫最欣羡的一套人生哲理与行为模式，而士大夫的这一普遍心理又反过来促成了三教合流。 　　二、宗教世俗化程度加强 　　中国宗教自古以来就表现出较强的世俗性，深深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种世俗性在宋代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首先表现在在这个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宗教信徒们极力淡薄世间与出世间的界限，将出世之宗教完全变成世俗化的宗教，即从泛泛地提倡普救众生，转向实际地忠君爱国和天下国家思想。正如范文澜先生指出的“佛教徒如不适应中国社会的传统惯例，使佛教汉化”，则是无法立足的。因此宋初延寿就提出要求佛教回到世间，参与辅助王政上去。克勤更直接地认为，“佛法即是世法，世法即是佛法”。奉敕撰《宋高僧传》的赞宁进一步提出“佛法据王法以立”的主张，，认为“王法”是“世法”的最高准则，佛法入世，自然应以“王法”为最高准绳。他在进《高僧传表》中自称“臣僧”，并于《禅苑清规》中进一步提出“皇帝万岁，臣统千秋，天下太平”，将国家行政长官放在了祖师之上。宋代佛教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彻底结束了沙门与王者抗礼的时代，僧尼必须绝对地臣服于君主的权威。有学者认为“宋代佛教引进天下国家和忠君忧时，开辟了古代佛教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一途，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2]483高僧们提出的“忠君爱国”并不仅限于口头空谈，大慧宗杲就用“忠义心”来解说作为成佛基石的“菩提心”，认为二者“名异而体同”，他本人因参与张九成反秦桧和议而被流放衡阳。著《禅林僧宝传》的惠洪，与当时反对蔡京、主张变革的张商英结交，终被流放朱崖。建炎三年（l129），金兵陷杭、越明诸州，众僧遍颂“保国安民”，振发“忧时保国”的士气，律主元肇被虏，行至京口自杀身亡。当蔡京、秦桧、贾似道之流相继祸国殃民时，道士中也有一些“忠义”之士，他们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生死于度外，为民族大义奔走呼号，可谓“大义凛然”。如青城山道士安世通在宁宗时为讨伐吴曦叛乱献计献策。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