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docVIP

迎接儒学复兴的新阶段 　　问：唐老师，最近关于大陆儒家与港台儒家之争，您怎么看？ 中国论文网 /7/view-7230622.htm 　　答：我以前说过，这个争论有一些意气的成分，因此在探讨这个主题时我们必须抛开那些外在的、不重要的因素，直面真正的问题。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儒学的复兴正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是争论发生的一个重要背景。以教化来定位儒家传统是比较恰当的。当然，你知道，我这里使用的“教化”一词是比较宽泛的，包括人类文明史上各种重要的宗教传统。新文化运动以来，儒学作为中国哲学被放置在大学的人文学科内加以研究，其本来所发挥的实践领域内的各项功能基本上都失去了。既然经世致用是儒学的一个内在要求，那么，对哲学化儒学的反省迟早会提出来。这样的反省一旦提出来，就到了恢复儒家的教化身份的时刻，或者说到了由学转教的时刻。很多学者，无论是大陆的，还是港台的，都囿于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些虚妄信念，不能理解这一点。其实港台儒家、特别是牟门弟子在这个问题上更应该走到前面，因为熊十力门下像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都特别看重儒家思想的宗教性，而徐复观和同样走思想史路线的钱穆则颇有不同。牟宗三和唐君毅也都有过建立独立教化制度的考虑，但像李明辉等牟门弟子，在这方面并没有顺着他们的老师继续往前推进。而且我们也看得到，儒学在港台其实是在走下坡路，如果不能有大的调整估计以后还会越来越式微。 　　问：对“儒教说”的批评主要来自两方面的看法，一个是从思想上来说的，认为儒家的思想和狭义的宗教教义不太一样，另一个是从制度上来说的，认为古代的儒家并没有类似于宗教的制度。您如何回应这两类批评呢？ 　　答：你概括得很到位。关于前一个方面，要点在于其实我们不应当采取某种对宗教的狭义的定义来判断儒家是不是宗教，而是应当以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的概念来看待儒教与其他宗教的关系。你想想，儒家有自身的经典，历代儒者也都相信这些经典里包含着永恒真理，而不仅仅是历史文献，儒家还有各种各样的礼仪，能给人提供用来安身立命的终极关怀，很多学者也都同意儒家所起的社会功能与宗教类似，因此常常被那些认为儒家不是宗教的学者也刻画为宗教的替代物，等等，这些事实难道还不能提供充足的理由让我们将儒教与各大宗教归为一类吗？从思想史的脉络看，1902年梁启超写《保教之所以非尊孔论》之前，儒教在很长时期里都是被与宗教归为一类的，开始是儒、释、道三教，后来是儒、释、道、耶、伊等。不过，既然大家都很在意儒教与狭义的宗教之间的区别，那么，我们也不必一定要用“宗教”来概括儒教。所以我使用宽泛意义上的“教化”一词来涵盖儒教和各个狭义的宗教传统。 　　关于后一个方面，我认为需要转换一个视角来看。如果一个教化能够将自己安置在社会和国家的公共制度――比如学校制度和政治制度――之中而看起来不需要建立独立的教化制度，这是需要非常高明的技巧和特别的历史机遇的，当然也与教化自身的义理有关。不建立独立的教化制度的好处在于，无形中就消弭了由于独立的教化制度而可能带来的社会和政治方面的紧张。比如卢梭在思考政教关系时就为基督教世界中教会与国家的双头鹰现象苦恼，也因此对穆罕默德的政教合一主张表示了羡慕。我相信，如果他了解中国古代儒教与国家制度的联结与互相渗透，他会更加赞叹，因为在这种政教模式中，困扰了基督教世界极长历史的那种政教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不存在，同时也没有伊斯兰世界政教合一所带来的另一个方向上的问题。然而，这种在古代社会非常高明的制度安置模式在进入现代以后不仅不再是一种长处，反而变成了短处。就是说，恰恰因为在古代儒教与社会公共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其实就是一种巧妙的国教制度，所以，当遭遇古今之变、旧制度纷纷崩溃之后，儒教就不可避免地落入游魂状态了。因此，旧制度的崩溃实际上也是为儒教带来了一个摆脱过去对政治的制度依赖、建立独立的教化制度的新的历史契机。康有为、马一浮等人对此有相当清晰的认识。 　　问：那能否设想在现代社会仍然采取类似于古代儒教的思路，比如仍然通过政治制度、学校制度来考虑儒教的安置问题呢？ 　　答：你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也很诱人，但我以为不行。就政治制度而言，古代社会是君主制，儒教能够为这种制度提供一种形而上的正当性论证，君主在政治领域里“表彰六经”也能够获得正当性。现代社会则不然，这是个“庶民时代”，政治秩序的正当性主要落在民主的观念上，其论证则主要来自人的理性，甚至不再需要任何一种形而上的理由。经学建国的思路我以为在民主制以后是不可能行得通的。清亡以后颇有一些怀着遗民心态的儒者以守先待后之镇定继续从事经学的重述与重构，他们的研究当然是很有价值的，但他们所预期的那个政教方案估计难以再实现了。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后革命时代，必须充分估量这个划时代的历史性处境意味着什么。况且，以古代中国社会中与儒教的落实密切相关的科举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