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docVIP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各因素分析 原文出处：《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社会学系 提要：根据2001 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村民参与村级选举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选举制度的实施程度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对村民的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在社区事务中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是一种地域性的自主参与。 关键词：社会资本　村级选举　地域性自主参与 一、相关理论与问题的提出 　　从历史上看,政治参与这个概念是与民主制度相联系的。传统研究政治参与的学者都有两个假定:一是政治参与需要有一个民主的政体;二是选择领导人的权力是普通公民表达他们利益的必要条件。1950 和1960 年代在西方学界占统治地位的极权模型( totalitarian authority) 十分强调掌权者对民众的控制和动员。这一模型把前共产党社会的政治看作是由精英所支配的;这些精英为维护自身的利益,根据自身的意识形态偏好来改变社会(Freidrich et al . , 1969 :126) 。在这些社会中,国家对大众传播媒介的垄断性控制,成功地限制了信息的流通。政府通过限制结社自由,可以有效地阻止利益的聚合,使人民失去抗拒政治权威的能力。它赋予国家如此广泛的控制,以至于一些极权理论家认为这些政权能够消除国家和其他所有社会群体之间的界限,甚至是国家与个人人格之间的界限。因此,个人所面对的是国家的操纵,人民被动员起来亢奋地支持领导人的政策;而这些政策是不受大众的观点所影响的(Friedrich Brezezinski , 1956 : 161 - 171) 。在这些学者看来,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设置不仅阻止了民众的要求上达到精英那里,而且也使公民失去了能够让精英倾听他们意见和观点的手段。在这些社会中虽然也有游行、示威以及流于形式的选举,但这些都是由当局组织以动员一般民众支持政府的,而不是由民众自身用来向当局表达他们的观点的,这些参与仅仅在表面上与自由民主社会的参与相类似。不过,随着20 世纪60 年代冷战的减弱以及共产党社会的变化,学者不再对刻板的极权模型感兴趣。许多研究表明,随着政治恐怖和大众动员的减弱,在政治控制的架构下伴随着真正政治竞争的复兴,不仅是党的机构,而且警察、军队、工业部门的管理者、经济学家、作家以及法学家都对政策的形成过程有重要的投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发现新出现的群体已经开始追求他们共同的利益(Skilling Griffiths ,1971 ;Goodman , 1981 ;Falkenheim , 1984) 。与极权模型的看法不同,利益群体理论家认为,在这些国家中的共产党并没有被看作是拥有绝对权力的,而是有内部不同派系斗争的。共产党政权并没有能够完全消除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界限或完全阻止利益的表达。通过表明共产党社会中也存在私人生活和个人利益的表达,利益群体模型极大地促进了研究者对这些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关系的理解。不过,这一模型仍然否认普通民众影响政府决策的可能性。他们和集权模型的理论家一样,认为有意义的政治参与需要社会中的某些制度安排将人民的政治活动与决策过程联系起来。因为在共产党社会中政治的活动和组织(诸如选举、群众运动、工会以及农会等) 都是由当局操控的,目的是消除自愿团体的形成,因此也不具有利益表达的作用,普通百姓的政治活动不能与决策过程有效联系(Liu , 1976 : 5) 。 ??????? 很显然,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参与和西方民主国家的政治参与是完全不同的。因此,有些学者认为将政治参与的概念用于共产党社会的研究将会造成“严重的和令人遗憾的不准确”(LaPalombara , 1975) 。对他们而言,政治参与是以多元的政治体系为前提的,“因为政治参与是一个帮助我们界定特定类型政体的概念,它并不适用于比较分析和用于描述那些明显不属于民主的政体”(LaPalombara , 1978 :71) ;“文献中的政治参与概念并不适合共产党制度的研究”(Sharlet , 1969 : 250) 。因为,共产党社会中现有的制度只起着诸如政策实施和政治社会化等作用。他们建议重新定义政治参与以适应这些社会的政治现实。例如,汤森在他对中国政治参与的经典研究中,就将其定义为“党的政策的实施”和“民众对由共产党所界定的最高的、统一的国家利益的政治行动支持”,或是“在政治决策实施过程中的导向性介入”(Towns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