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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方卫平 论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 方卫平 “学派”作为学术累积和创造的力量和载体之一，在学术史上一直有着 重要的存在意义和价值。今天，在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学派，，这一 话题的提出，似乎还显得十分奢侈，但是我以为，对于学派的探讨和思考，不 仅可以是对一种已经存在的学术事实和现象的判断和分析，也可以是对一 个可能的学术存在和前景的描述和想象。在中国当代学术界，人们对于建 立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中国学派的呼唤和思考，当代文学研究中一些西南学 者对于巴蜀学派的谈论和期盼，就是学派思考中对于可能性的一种追问和 探询。“浙江师大——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学派”这一论题，也正是因此而 设定、展开的。 我们知道，学派是学术发展史上在一定科学研究领域由特定的科学家 们形成的学术共同体，其成员通常都有着相通的科学理念、思想志趣、学术 立场、研究范式、解释体系，还有相互呼应和配合的研究成果。同时，许多学 派也有着自己公认的学术核心人物或意见领袖，学派成员之间常常具有一 种师承或同事关系，而一个学派所具有的独特的思想观点、独创的研究方法 等等，也往往会成为学术史上重要的创新成果。事实上，任何一个被同时代 或后来者公认、被学术史命名的“学派”，都必然是学术发展和理论创新链条 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历史环节，一座无法绕开的学术峰峦。 从这样的意义和标准来看，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研究领域当然还没有形 成真正意义上的学术流派。但是在这里，人们也许会问，学术研究，尤其是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本来就是一个极富个性色彩、主要依赖个体思想创造性 的精神劳作领域，为什么一个学者群体，就非要信仰、遵守共通的研究范式 和解释体系呢? ’这涉及了“学派”这一学者现象与学术机制在学术发展进程和学术史上 的作用和意义问题。 一般说来，影响学术进步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如学术传统、社会需要、 制度保障等等，但是，“真正的理论创新，只有在科学家的研究活动中才能够 实现。而能够规范、引导、促进科学家研究活动的，并同时又符合和体现科 学研究本身规律的，就是作为科学家内在的活动形式的科学研究学派。”[1] 而“学派的核心思想必须是对传统理论的重大突破，或者是对一个全新领域 的开拓。它给人们提供了一幅新的视野图景，使人们具有通过进一步工作 而获得成功的巨大希望，因此，才能够吸引众多的优秀人才在这一领域持续 不断地进行探索。由此可见，原始创新性思想的提出是科学学派形成的关 键。不但如此，为了使其研究纲领贯彻始终并发展壮大，学派成员需要不断 地开拓前进，探索创新。”[2]所以，学派并不只是一群学者自然组合的结果， 就其本质而言，学派是一个具有整体性理论原创力的学术群体。正是这种 原创力，正是一个学派特有的研究范式和解释体系，才为人们带来了新的世 界图景，为学术史提供了新的解释成果。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学术史而言， 个体学者的研究成果自然常常可以做出增量方面的贡献，但一个科学学派 的出现，对于学术史的演进将肯定是一种质的推动和进步。 与许多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相比较，从整体上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研究 的学术积淀和理论创新度都是极为有限的。进入21世纪，当代儿童文学研 究学科也面临着进一步提升和创新的重大发展主题。身处这样的时代和学 术语境，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有必要思考自身在中国当代儿童文学理 论发展史上的学术责任和作用。我以为，朝着一个可能的学派方向，做出自 觉的努力和培育，或许应该是未来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者群可以选择的学 科发展策略之一。 当我在这里提出把浙江师大儿童文学学科看作是一个可能的儿童文学 学派的时候，该学科近30年来的学术沉淀和学科积累，无疑成了关于这一议 题和思考的最有力的事实基础和历史支撑。 1978年10月，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 国文联、全国科协在江西庐山联合召开了“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 会”。会后，国家出版局等七家单位联合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加强少年儿 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一些年以后，人们发现，庐山会议和会后的《报 告》对于“文革”结束以后中国当代少儿读物出版行业和儿童文学领域的影 响，是重大而深远的。 一次会议、一个报告，在特定的历史时刻决定了一个门类、一个行业的 兴衰和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制度的特色和力量。 时为浙江师范学院(1985年2月更名为浙江师范大学)中文系教师的蒋风先 生参加了庐山会议。对于当时地处浙江中西部小城金华市北郊的浙江师范 学院来说，一位普通儿童文学教师的外出开会，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关心和 注意，不过，会后所发生的一切，却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儿童文学学科在浙 江抨范学院的生存机遇和学科命运。 庐山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