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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大学讲义集中出版现象概说 　　[摘 要] 教员编发讲义在民国大学非常普遍，这些讲义经过教学实践的反复打磨日渐精湛，成为最具出版潜质的学术稿本。经民初十余年的积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讲义以多种形式集中出版，构成近代出版史上独特的大学讲义出版高潮。本文从出版史与学科史、教育史结合的角度，以中文学科为中心，通过史料钩沉和文献整理对讲义集中出版现象作一呈现，考察民国出版业对我国现代学术发展积极作用的同时，为研究近代出版与近代教育的复杂关系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途径。 　　[关键词] 讲义 出版 大学 中文学科 　　[中图分类号] G23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853 （2015） 04-0099-07 　　民国时期，出版与教育的联系非常密切，出版社不仅为新式教育提供教学用书，还参与教育实践，为新式教育理念的传播提供了重要途径。迅速发展壮大的新式教育又滋养了整个出版行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重要出版机构的发展都离不开学校教育的支撑。在高等教育层面，很多教员都与出版机构有密切合作，出版学术专著、担任期刊撰稿人、兼任出版机构编审，是比较常见的几种形式，也有大学与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学术丛书、合办学术刊物等其他形式。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三十年代末，大学教员纷纷将个人著作交由出版机构出版，其中多数为其授课讲义，这就形成了我国近代出版史上非常独特的讲义集中出版现象。 　　民国大学，教员授课一般都会编发讲义，经过民初十余年的发展，各大学、各学科都积累了一定数量的授课讲义，其中不乏具学科开创性或奠基性意义的作品。虽然当时仅限于校内印发，但其内容已经过教学实践的反复考验和作者多次打磨，其形态也随着大学出版部多次内部印行日臻规范和完善。这就使大学讲义成为最具学术著作潜质的文本。一旦时机成熟，它们就会破土而出，由校内印发的“准出版”形态转为正式出版；多种学术出版物因此诞生。20世纪二十年代中期至抗战爆发前，在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积累了十余年的大学讲义以多种形式不约而同地出版问世，形成一轮讲义出版高潮，而中文学科讲义正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因此，以考察中文学科（包括文学、语言学、文献学等）为重点，旁及其他文科类学科的讲义出版情况，可窥一斑而知全豹，对这一独特出版现象及其内部机制有所了解，同时也可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民国出版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密切关系，呈现现代出版业对我国现代学科及高等教育的基础累积和发展所发挥的积极作用。 　　1 拉开讲义出版的序幕：分校初版的“××大学丛书” 　　民国初年，大学讲义出版的情况已然存在，只是比较分散，数量也相对有限。以中文学科为例，比较早的有姚永朴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学研究”的课程讲义《文学研究法》，1916年由商务印书馆刻印出版；陈柱尊在南洋大学讲授“庄子文”的课程讲义《庄子内学篇》，1916年由中国学术通论出版社出版；龚道耕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课程讲义《中国文学史略论》，1919年由成都某出版社出版。至1918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已与北京大学、南京高等师范学院等高校合作出版“××大学丛书”――丛书冠以诸大学名称，书目由高校选定推荐，经商务印书馆审核即可出版。这为讲义摆脱零散刊行的状况提供了契机，也为大学讲义集中面世拉开了序幕。 　　商务印书馆1918年的大事记中有这样的记载：“10月 尚志学会丛书开始出版。此为本馆印行学术丛书之始。嗣后续出者有：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武昌高师，东南大学，中央大学，武汉大学，大同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师大，厦门大学，上海美专，国立音专的学校丛书。”[1]从笔者掌握的资料看，最早的大学丛书是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合作出版的《北京大学丛书》。张元济年谱1918年7月9日记述：“后又参加《北京大学丛书》编译茶话会，到会者有蔡元培、夏元??、陈独秀、王长信、胡适、章士钊。会上已成三书稿：《人类学》（陈映璜）、《心理学大纲》（陈大齐）、《欧洲文学史》（周作人）。详商版式、字体等出版事宜。”[2]1920年胡适在北京大学开学典礼上发表了题为《提高和普及》的演讲，其中提到“大学丛书出了两年，到现在也只出了五大本。后来我们想，著书的人没有，勉强找几个翻译人，总该还有。所以我们上半年弄了一个《世界丛书》，不想我十个月的经验结果，各处寄来的稿子虽有一百多种，至今却只有一种真值得出版”[3]。 　　由上述材料可见，《北京大学丛书》作为第一部大学丛书，其书稿征集情况并不理想，到1920年也只有五部，新增两部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梁漱溟的《印度哲学概论》。这五部中，周作人的《欧洲文学史》就是由在北大国文系的讲义整理而成，他回忆说，因在北大开设“欧洲文学史”“希腊罗马文学史”两课，每周需写讲义二十张，经鲁迅添改后交学校油印备用，“这样经过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