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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驱逐的诗人与文化审查制度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从城邦统治者的角度提出，诗人的存在会破坏城邦的统治，也破坏人格发展，应当被驱逐出去。这里所说的诗人，可以理解为讲故事的人，范畴应当包括作家、编剧、画家、演员等，其实也相当于现在的文化生产者。柏拉图批判的诗歌，也就可以理解为小说、电影、电视剧、话剧、诗歌散文、歌曲舞蹈等各种文化艺术产品或文化服务。 　　文化产品因其特有的属性能作用于人的观念，对人的精神世界产生深远影响。西方的柏拉图和我们中国的孔子也都认为文化艺术对人有教化作用，在塑造人格和社会文化心理形成的过程中具有特殊意义，但是孔子主张文艺发自人的内心世界，着眼于“善”，是主观而抒情的，柏拉图则认为文化艺术来自外部世界，当立足于“真”，是客观现实。 　　但是柏拉图认为，诗歌是想象和虚构的产物，不是真实，不会产生理性和科学。《理想国》中，苏格拉底对诗人（如荷马）提出批评，认为诗人一无是处、既不能造出实物，也不能指挥战争，治理城邦。他们崇尚模仿，但是模仿的却并非事物的本身（理念），而是理念外化的具体事物，不能像智者一样给予人们真理的教育。他对那些缺乏理性真知、玩弄技巧来迎合大众化低级趣味的无知诗人给予否定态度。 　　因此，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两次明确提出，将诗人驱逐出理想国，一次是在第三卷谈论培养“城邦护卫者”的问题时，一次是在第十卷探讨灵魂时。显然，柏拉图对诗人的态度并非十分友好，他在理想国中将人分为九等，第一等是哲学王，第二等是城邦护卫者，而我们要讨论的诗人等文化产品的生产者则被列为第六等。 　　在第十卷中，柏拉图以床作喻，并将其分为三种：一种是理念世界里神创造的“自然的床（即本质的床，或者床的理念）”，第二种是木匠制造的床，第三种则是画家模仿木匠制造出来的床所画出来的床。后边他将世界也分为三种：理念的世界、感性的世界和艺术的世界，艺术世界是对现实世界的模仿，而，现实世界又是对理念世界的模仿，因此只有理念世界是真正独立存在的，诗人与画家所做的都是对模仿的模仿，与真实相隔两层，没有真正的真实，无益于个体与社会的实际之需，他们的作品越好，欺骗性就越大，应该受到批判。 　　人的心灵内部是充满冲突的。托尔斯泰认为，艺术家心中的情感是由各种媒介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表现的，从而会使受众也体验到同样的情感。“这种艺术对于所有没有预先受到警告不知道它的危害性的那些听众的心灵看来，是有腐蚀性的”。而诗歌这种模仿大多针对的是情绪，而很少涉及理性，理性要求人克制，情绪则使人软弱。苏格拉底甚至声称：“模仿术乃是低贱的父母所生的低贱的孩子”。诗人和画家的创作都是在与我们心灵“最低贱”的部分打交道，所以他主张将模仿者，包括诗人、画家，驱逐出城邦。因为他们会蛊惑城邦统治者，软化人的心灵，使人变得情绪化，从而远离理性。既然诗歌的特点如此，就必须将诗驱逐出城邦。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也同样否定诗歌，认为文化艺术伤风败俗，但是理由却是艺术使人浪费时间去追求虚饰，沉湎于怠惰和奢侈，以致灵魂被腐蚀、风化解体，趣味低劣。 　　总而言之，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驱逐诗人和画家的原因归为三条：首先，诗人和画家是模仿者，创作出的作品只是对理念的影像的模仿;第二，他们的作品不具有真理性，相对真理而言并无太大价值;最后，这些作品倾向于培养和迎合人性中低劣的感性部分，而非理性。 　　当然，理想国也并非拒绝所有的诗歌，诗歌这种结合了道德与审美功能的艺术形式在柏拉图看来也并非一无是处。实际上柏拉图是赞同“歌颂神明的赞美好人的颂诗”进入城邦的，但是那些容易引发人们快乐和痛苦情绪的“甜蜜的抒情诗和史诗”则必须抵制和驱逐。在柏拉图认为，文艺作品里也不能出现描绘邪恶、放荡、卑鄙、龌龊的一面，防止公民受到不好的影响。他当然也认识到了诗歌和音乐对人类精神的感染和陶冶。第二卷中，柏拉图认为城邦护卫者不但要用体操训练其体魄，还要用音乐艺术等来陶冶心灵。 　　同时，柏拉图认为儿童的心灵是最稚嫩、最可塑的，“你要把它塑成什么形式，就能塑成什么形式”。为了培育出合格的城邦护卫者，儿童应当接受的是优美高尚的事物，使他们具备美好的趣味、健康的心灵、理性的精神和善与美的人格。因此，必须审查诗人或音乐家为代表的文化生产者，禁止他们在作品中表现罪恶、卑鄙、龌龊的一面，“我们首先要审查故事的编者，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的坏的故事，用这些故事铸造他们（儿童）的心灵，比用手去塑造他们的身体还要仔细。”（《理想国》71页）。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政治诗学，用审查制度选出合适的文艺作品，消除文艺作品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可以说是一种为巩固城邦而服务的文化政策。 　　可是为什么柏拉图要将诗人驱逐出城邦之外，却又允许赞颂诸神赞美美好的诗歌存在并担负教育“城邦护卫者”的重任？理解柏拉图对诗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