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科玄论战中唯物派与科学派“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docVIP

试析科玄论战中唯物派与科学派“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 摘要：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过程中，形成了三个派别（科学派、玄学派、唯物派），三组矛盾（科学派与玄学派、唯物派与玄学派、科学派与唯物派），其中科学派与唯物派之间在论战中的扮演着重要角色，两派实际上是一种“貌合神离”的微妙关系。而“和”体现在反对玄学派的一致性;“离”体现在两派对于科学、人生观、以及中国道路走向的分歧。虽然两派存在“合作”，但在论战中更多体现的是相互“斗争”。这种“斗争”的本质是中国道路的走向问题，这也是科学与人生观论战的本质。 关键词：唯物派;科学派;科玄论战;微妙关系 一、科玄论战概况 20世纪初，随着新文化运动把“德先生”与“赛先生”引进中国，科学一度被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受到国人的追捧，但也存在反科学的呼声。甚至，当时掀起一股尊孔复古逆流。如胡适先生在《科学与人生观》序言所说的：“这遍地的神仙鬼照相……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弥漫全国的乌烟瘴气”。[1]最终，到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界爆发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 这次论战的导火线乃是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宣告“科学破产”以及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发表。而张君劢在清华大学的《人生观》演讲则是这次论战爆发的标志。“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又称“科学与玄学论战”。此次论战主要以当时中国知识界比较有影响力的张君劢、丁文江、陈独秀等为代表。这次论战主要分为三派，分别是：以张君劢为代表的玄学派，主张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问题;以丁文江为代表的科学派，主张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派，主张运用唯物史观解决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 此次论战大致经历爆发、高潮、尾声三个阶段。1923年2月，玄学派代表人张君劢在清华大学作《人生观》的讲演，标志着“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的正式爆发。此演讲被发表之后，引起了丁文江的不满，发表了《玄学与科学一评张君劢的〈人生观〉》进行回击。面对丁文江的批判，张君劢又写了《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进行反驳。张、丁两人的论战引起了当时学术界强烈的反响，当时诸多知识分子都纷纷加入到此次论战中来。随后，论战进入高潮（1923年5月-10月）梁启超自命为论战的仲裁人，制定了战时“国际公法”，也写了《人生观与科学》来参加论战。从文章可以看出，他是对张君劢持同情态度的。还有一个同情张君劢的是林宰平，而张东荪则是张君劢最强力的支持者。支持丁在君的有胡适、任叔永、唐钺和吴稚晖等人。胡适写了《孙行者与张君劢》，任叔永写了《人生观的科学和科学的人生观》，唐钺也发表了多篇文章来声援丁文江。此时，论战进入白热化阶段，参与论战的几乎囊括了当时国内的主要的学者。到1923年底，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唯物派也发文参与到论战中来，试图运用唯物史观解决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 此时论战接近尾声，张君劢和胡适各自为论战作序总结。 在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除了科学与玄学的论战之外，实际上，科学派与唯物派的关系不容忽视。而这两派的关系体现在“和”与“离”的关系。 二、两派反玄学派的“一致性” 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反映了三派之间的相斗争，即：东方文化派（玄学派）、西方文化派（科学派）、唯物派之间的斗争。而唯物派与科学派在反对玄学派这一问题上达成了某种“一致性”。邓中夏就把东方文化派看作一个“新兴反动派”，以梁启超、张君劢和梁漱溟等人为代表。并且，邓中夏认为东方文化派是假新的，非科学的。他主张科学与唯物两派是结成统一战线，一起打倒玄学派。正是由于两派的“合作”，使得他们在论战中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一）用“科学万能论”捍卫科学的权威 毋庸置疑，科学派是捍卫“科学万能论”的。论战爆发之后，丁文江、胡适、唐钺等科学派为捍卫科学的权威马上对玄学派进行回击。科学派强调“科学万能”，但他们所说的科学万能是指的科学方法的万能，科学方法适用于研究所有的事物或现象。另外一种说法是笼统地讲科学万能，将科学当做灵丹妙药，用于解决一切问题，而且这些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一种则是讲科学的方法是万能的，科学方法适用于研究所有的事物或现象。事实上，唯物派也持一种“科学万能论”的观点。唯物派在捍卫科学的尊严上与丁文江、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有一致之处。 科学万能论，不管对于科学派还是对于唯物派，都具有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政治观的性质，两派企图在当时的中国，打倒孔家店以后，用科学和科学方法代替儒家学说，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新观念和新方法，甚至成为处世防身的武器。他们赋予科学的希望，甚至远远超出了科学的作用范围。 （二）肯定科学的精神价值 除了通过“科学万能论”捍卫科学的权威外，科学派与唯物派对科学的精神价值也予以肯定。不管是科学派还是唯物派都坚信科学的应用必然有益于精神文明，并强调一切精神现象都是科学研究的材料。真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