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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受礼金”入刑的功能分析 　　摘 要 “收受礼金”入刑的争论，是2014年末刑法界的焦点议题。本文依据刑法谦抑性立法原理的理论逻辑，以刑法手段最后性、克制性的思想理念，首先分析了我国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的现状与社会危害性，其次分析“收受礼金入刑”是否具有不可避免性，最后，研究如何通过“收受礼金”入刑构建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规制的完整体系，论述“收受礼金”入刑能够处理好自身与“受贿罪”及党政纪律之间的关系，形成一套科学完备的反腐败体系，起到串联罪与非罪制度化构建的作用，重视预防腐败犯罪，走出低效的重刑反腐误区。 　　关键词 收受礼金 入刑 刑法谦抑性 公职人员 　　作者简介：韩骁，甘肃政法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 　　中图分类号：D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3-049-03 　　一、引言 　　2014年9月，北京大学陈兴良教授在大成律师事务所刑事辩护高峰论坛上透露，刑法修正案（九）正在拟定新罪名“收受礼金罪”。于是，“收受礼金”入刑成为刑法界最大也是最新的争论议题。然而，在2014年10月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的刑法修正草案中，并未提及收受礼金入刑问题。感情投资行为是一种特殊的收受贿赂方式，模糊了收受贿赂和谋取利益之间准确的对应关系，其中的官场“潜规则”对国家权威和社会成员对国家公权力的信赖感极具破坏力。刑事立法是各方博弈的复杂结果，虽然此次“收受礼金”未能入刑，但由于公职人员收受礼金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当前的法律法规均无法对其进行有效规制，因而收受礼金入刑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研究。 　　刑法谦抑性的说法最早由日本学者宫本英?提出 ，日本学者的论著颇多 。张明楷教授提出，刑法谦抑性是指刑法应依据一定的规则控制处罚范围和处罚程度，即凡是适用其他法律足以抑止某种违法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适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抑止某种犯罪行为、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其实，英美法系入罪方面更为严格地限制公权力，美国学者帕克提出了作为犯罪予以处罚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其一，危害行为必须具备相当严重程度的社会危害性。其二，作为对危害行为的反应，刑罚应当具有无可避免性。我国学者关于刑法手段之最后性、克制性思想理念的讨论，主要也是在“刑法谦抑”的理论框架下展开的。任何新罪的创设都意味着犯罪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刑事责任，为了防止这种急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迫切心态转化为脱缰的“刑罚冲动”，有必要依据刑法谦抑性，对“收受礼金”入刑问题进行研究，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收受礼金入刑是否有利于完善我国反腐败制度体系的构建。 　　虽然在这次关于“收受礼金”入刑的争论中，有大量的学者和司法工作者参与，但主要是通过座谈、讲话、博克等方式进行的相对简短、零散的交流，学者们在正规的学术刊物的系统研究成果较少。本文依据刑法谦抑性立法原理的理论逻辑，对公职人员收受礼金入刑问题进行系统研究，首先分析了我国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的现状与社会危害性，其次分析“收受礼金入刑”是否具有不可避免性，最后，研究如何通过“收受礼金入刑”构建公职人员腐败行为规制的完整体系。 　　二、公职人员收受礼金的现状及社会危害性分析 　　“收受礼金”入刑所面临的第一个疑点便是该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达到了可以处以刑罚的程度。事实上，多年来我国公职人员大量收受礼金已经成为极为普遍的现象，一是公职人员的被管理、监督和服务对象“有事”时赠送礼金或礼物，二是利用春节、中秋、端午等节日赠送礼金或礼物，三是利用公职人员及其家属的生日和婚丧嫁娶赠送礼金或礼物。在所谓的“三节两寿”向官员大量送礼，已经成为新的官场潜规则。这种以人情往来为名的感情投资，由于送礼的人数众多，虽然通常只有少数人一次性赠送礼金数额较大，一个春节或一次婚礼的“红包”，总额也可达数十万元。几年积累下来，总数更为惊人，堪称现代版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另一方面，这种感情投资可以在送礼者和收礼的公职人员之间形成长期的紧密关系，也就在事实上形成了长期的权钱交易的关系，与针对一件具体的公务活动的一次性行贿的危害性更大，对公务行为的纯洁性、真实性、无报酬性和不可收买性造成严重损害。 　　十八大以来，由于中央政府的严厉整治，这种现象有所扭转，但据中纪委网站公布，2015年1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案件共1650起，其中违规收送礼品礼金185件，排在各类违纪案件中的第三位。在建国65年来前所未有的反腐风暴中仍然“不收敛，不收手”，可见通过礼金赠送的方式进行感情投资的普遍性以及收受礼金问题治理的难度，需要设置更严密的制度。 　　三、“收受礼金”入刑的不可避免性分析 　　关于公职人员收受礼金问题，我国现行的法律和党政纪律，都有相应的规制措施，但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