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丙：乡建中国绕不开的“三重”挑战.docVIP

姚丙：乡建中国绕不开的“三重”挑战 　　在国内，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潮，兴起有如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为破解“三农”问题而求解的实践。 　　乡村建设，在中国正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运动，也引发了一个“走心”的逃离都市大回响――实现每个人心中的诗酒田园梦。但造梦往往是从改变现实开始。 　　“社区营造”迎来第三拔潮流 　　“社区营造”概念由日本提出，东京大学教授西村幸夫说：“社区营造，可以用一句话来说，就是‘思考我们要留给下一代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并为之付诸行动’。”但从乡村建角度来说，往前可追溯到二战后欧美的乡村建设。 　　第一拔“社区营造”潮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经济泡沫破裂后的日本，经济陷入大倒退，伴随1995年阪神、淡路大地震，日本的“社区营造”进入新时代。在继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防害、改变生活环境、振兴日益衰落的农村等问题的“社区营造”方式，例“一村一品”，以及八十年代从社区内部实践构成很多成功的“社区营造”案例基础上，日本的“社区营造”在九十年代运动进入了多样性主体彼此协调阶段，并发挥了显著成效，打造了一些成功的魅力新城乡。 　　第二拔“社区营造”潮流：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台湾 　　历史惊人地相似，为改变城乡差距、文化与生态危机、农村衰败等现象，差不多与日本同期，在台湾由民间团体自下而上由发起“返乡”与“重回部落”运动，经1994年台湾“文建会”推出“社区总体营造”政策，日本社区营造经验开始在台湾以官方与民间共建模式，被复制和推行，人们对土地、对家乡的感情，邻里间关系的拉近一点一滴被唤醒。 　　第三拔“社区营造”潮流：二十一世纪中国全域 　　在国内，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潮，兴起有如梁漱溟、晏阳初等学者为破解“三农”问题而求解的实践。而近几十年改革开放中的城市化发展，也带来了人口膨胀、城市生态环境恶化、资源消耗、城乡二元结构不平衡的挑战。随着新一轮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美丽乡村、土地流转、绿色化等政策红利的正推，乡村旅游、乡居田园梦市场红利的逆推，各种NGO力量参与的助推，这三股力量在国内汇成一股继日本、中国台湾之后的第三拔“社区营造”的潮流。 　　乡建中国：绕不开的“三重”挑战 　　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乡村再造有着与日本、中国台湾不同时代背景与在地环境。像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运动一样，各种社会力量开始如过江之鲫，神通各显，李昌平的村社内置金融模式、资本参与的田园东方模式、公益参与的长江第一湾原始森林保育项目模式、艺术家参与的许村艺术公社模式、互联网参与的淘宝村模式、民宿参与的大理双廊模式，建筑设计参与乡建模式等等兴起，还有政府主导的新农村建设、整村推进，美丽乡村、美丽家园……。 　　在这拔浪潮中，不约而同地都会面临着“乡村怎么动”，会不会是“剃子挑头一头热”的拷问。而现实情况如“拷问”一般如期发生，举例：迷失的大理双廊。随着2011年以来大量民宿的无序兴建、弹丸之地的大理双廊的旅游热度不断攀升，伴生出大兴土木后洱海污染问题，停车问题、农村和村民被严重挤出后开始毁约等棘手问题。一些政府主推的美丽乡村项目也存在着只是“市长”跳“独舞”，看不到“市场”的舞姿，农村形象工程上去了，村民还是原来的村民，农业还是原来的农业，村民还是要外出打工。 　　新的乡建中国大时代，将迎来“三重”挑战，只有摸着人家的石头过自己的河，才有可能让诗酒田园梦照进现实。 　　第一、重建生态挑战 　　重建生态有三个层次，第一层是重建自然的生态；第二层是重建循环的生态；第三层是重建治理的生态。 　　乡建中国自然的生态建设进化论：第一阶段：破坏生态；第二阶段：修复和保育生态；第三阶段：创意生态。结合文化创意，加上传统元素，创意出精致独特的生态农业主题。现在处于第二阶段。 　　台湾的“生态桃米村”案例。1999年，桃米村发生台湾百年来最严重的“9?21”大地震。地震前，桃米跟大多数传统农村一样，经济凋落，年轻人纷纷逃亡都市谋生，曾自嘲为“垃圾村”，地震后，桃米这个传统农村产业更加没落、人口外流增加、村里垃圾填埋更显难堪。经过10多年建设，桃米村完成华丽转身，从一个环境杂乱、发展无力的边缘社区，转型为一个融有机农业、生态保育、文化创意等于一体的乡土生态建设典范，成为游客心中的“世外桃源”，目前每年旅游营收为1亿多新台币，合2200多万人民币。（参见陈统奎《再看桃米：台湾社区营造的草根实践》，《南风窗》2011年17期） 　　中国农村脏乱差问题比较普遍，国外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模式如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头顶，今年中央提出“绿色化”，倡导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绿色循环经济模式。绿色循环经济运营模式的核心，是体现资源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