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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质效、保障权利、公正公开 　　摘 要：在建立和完善我国刑事庭前会议制度的过程中，要抓好提升质效、保障权利、公正公开这三个关键点，对庭前会议制度的内容、主体、效力等问题做进一步的明确，并在保证庭前会议制度公正与效率两大价值的基础上，使这一制度更加规范、公开、透明。 　　关键词：庭前会议 公正价值 　　新刑诉法第182条第2款规定：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对回避、出庭证人名单、非法证据排除等与审判相关的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这一规定初步构建了中国式的刑事庭前会议制度。而在接下来具体构建和完善这一制度的过程中，还应根据庭前会议制度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并结合司法实践的具体需要，抓好关键点，更好地开展和完成这项工作。 　　一、提升质效、保障权利是完善庭前会议制度的两个基本出发点 　　（一）以提升庭审质量和效率为直接目的 　　在我国当前基层司法机关案件数量繁多、诉讼任务繁重的形势下，如何既能保证案件质量，又能提升效率以缓解工作压力，已成为司法实践中的重要课题。而创设中国式的庭前会议制度，对于解决这一问题，正是一次有针对性的探索。 　　早在十多年前，山东省寿光市人民法院就曾试行庭前会议制度。其具体做法为：检察院提起公诉后，法院在开庭审理前，根据案件情况召开一个由公诉人、辩护律师控辩双方及其他诉讼参与人参加的会议。在会议上，对拟在法庭审理中使用的案件证据一一进行出示，由控辩双方分别表示是否对该证据持有异议。会议之后，必须制作控辩双方有异议证据清单和无异议证据清单。一方需要申请通知新的证人，调取新的物证，或者申请重新鉴定或者勘验的，也在此时提出。在开庭审理时，法庭对双方有争议的证据进行重点调查质证，而对双方没有争议的证据则简化质证，防止审判过程中的繁琐举证或者出现一方突然申请调取新的证据而被迫休庭的现象。①虽然这是一次在十多年前所做的探索，但从现在的角度来看，仍然具有先进性和实践性，仍能够给我们带来许多启发。 　　理想的庭前会议制度，一方面能够使庭审阶段集中精力对重点、要点问题进行调查分析，缩短庭审时间，减少休庭情况的发生，保证庭审的集中连续进行；另一方面也使得控辩双方对于庭审的准备工作更加具有针对性，不仅减轻了工作量，更使得庭审时的控辩质量得到了提升。 　　在这一出发点的指引下，目前学界及各地法院对于庭前会议的内容问题也达成了基本的共识：（1）示证而非质证。控辩双方出示将要在庭审时所用到的证据，并可就证据的证明效力问题（如证据系非法手段获取）发表意见、提出异议，但不进行质证、辩论等实体性事项。最终控辩双方对于均无异议的部分证据达成认可的合意，庭审时将把其余存有争议的证据作为交锋的焦点问题。（2）提出一切可能导致庭审中止的程序性问题。包括管辖权异议、回避问题、申请调取新的证据、申请证人出庭作证、申请鉴定或重新鉴定等。 　　但是，在司法实践过程中，很可能会出现以下两个问题：（1）庭前不示，庭上出示。即对于在庭前会议中未出示的证据，能否在庭审时出示？（2）庭前无异，庭上提异。即对于在庭前会议中已认可的证据或其他未提出异议的程序性问题，能否在庭审时再提出有根据的反驳或异议？首先应说明的是，对于在庭前会议后才发现或收集到的新证据，或是庭前会议后才发现、出现的新情况导致证据效力或程序性事项发生相应变化的情况，是不在讨论范围之内的--因其没有选择的余地，并非是能够出示而未出示、能够提出而未提出，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规定还是从法学理论的角度来看，允许其在庭审时提出都是无可厚非的。但除此之外的上述两种刻意为之的庭审突袭做法，势必会导致庭审效率的降低。但是根据我国传统的司法观念以及现行的刑事诉讼法来看，庭审时对此类情况又是不能禁止的，必须允许其提出并依法进行法庭调查。如此一来，也就使得庭前会议达成的合意失去了意义，某种程度上也使庭前会议本身变得形同虚设，更是反而增加了无效的工作量，适得其反。 　　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明确庭前会议的效力，确立庭前会议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要使一项制度能够充分发挥作用，就必须赋予其一定的约束力；反之，仅靠自发而遵循的制度，其发挥的作用势必十分有限。对于有必要召开庭前会议的案件，应将庭前会议与庭审两个部分看做该案件审理过程的一个整体，而庭前会议正是这个过程的起点。虽然在这个起始点上只涉及案件的程序性问题以及示证，但是既然案件的整体审理过程已经启动，那么控辩双方的一举一动就必须严肃庄重，不能无端地出尔反尔，否则就将承担一定的不利后果。 　　诚然，在当前提出在我国建立严格意义上的证据展示、举证时限等制度，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但在新刑诉法已然向法律界提出了建立中国式庭前会议制度要求的情况下，尝试新的举措以适应新的制度变化不失为一条大胆探索的途径；更重要的是，无论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