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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德治及礼法合治思想的历史嬗变与当代价值 　　摘 要 德治与礼法合治的思想作为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启迪意义。本文分析了德治思想与礼法合治思想的源起及发展，提取了当下的价值元素，并分析了西方法治思想中的德治与礼法合治观，形成了理论共振，点出了德治对加强公民自律意识的价值问题，并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1.“以正为政”的内在修养；2.“德刑兼用”的创新束力。同时，也指出了礼法合治对内化国民秩序意识的价值问题：1.现代法治的由心责任感；2.法制的民族性与合理化。“德治”与“礼法合治”思想作为几千年的施政智慧，不乏民族精神的元素，它的价值是深入人心的，不是说抛弃就能抛弃的，在全面法治建设的大背景下，一定有它施展价值的地方。 　　关键词 德治 礼法合治 儒家 　　作者简介：程刚、蔡雨晨，浙江工业大学。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5）07-012-02 　　德治与礼法合治思想是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学界对于已经沉淀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法律思想文化基本是持理性态度的。固然会有人质疑儒家法律思想的价值，把过去中国落后的事实追溯到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并为其打上洪水猛兽的烙印。但是无论是秦朝的焚书坑儒，还是文革时期的冷落与打击，矫枉过正都不是历史的最终选择。相信德治与礼法合治思想在当代仍会找到自己的价值领域。 　　一、德治思想与礼法合治思想的源起 　　（一）德治思想的源起 　　古代社会，生产力的局限禁锢了人们对于自然的认识，对国家的本质也无法做出客观的解释，认天命，信“君权神授”。因此，神学政治体系登上历史舞台，殷商神学政治体系就是代表，但殷王朝、夏商不久就覆灭了，天命权威性遭到挑战。周王朝取代殷商，以“天道无亲，唯德是辅”论证了自己的合法性，即人格神在政治实践中还需要“德性”，王权的制约性应时而生，即所谓天谴来规范王权，“以德配天”，这样王朝轮换就可以得到解释，天命不在永恒，夏商之亡在于统治者没有德行，实行暴政，外侵内害，民愤冲天。周朝吸取教训，提出“敬德保民”、“明德慎罚”来巩固政权，到西周时期，德治“第一次达到了高度的自觉，并且成了政治统治的根本因素” 　　德治从来就不等于人治，当然也并不必然与封建相联系。德治思想在先秦儒学中起着根本作用，是真谛所在。儒家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最终的目的来说是入世之学，修养身性只是内在的途径和手段，《大学》的“八条目”就明确的点出了内圣外王的本质。因此，儒家是敢于直面问题的，也是力图解决问题的，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动荡，五霸风云，政治混乱，面对忧患，儒家设计了围绕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模式，无疑，德治是儒家政治理想与主张的理论根据，也是先秦儒学的中心。 　　历史是有局限性的，我们不能把历史的局限性一味的归咎于某个理论构架，如儒学，因为这可能颠倒了因果关系，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及阶段锻造了这个理论，而非这个理论导致了局限性的发生。历史的现实的政治并不等于儒家德治，儒家德治思想的价值元素需在历史社会的整体上去提取，找到基本精神与内在主旨。 　　（二） 礼法合治思想的源起 　　礼法合治的礼主要防错于未然，需要时间消化，法主要惩错于已然，立竿见影。两者虽然功效不同，但关系密切，有着互补的功能。所以荀子提出“礼法合治”概念。“在中国法律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和运用‘礼法’这一概念的是先秦儒家的殿军主帅荀子。”“荀子所造的‘礼法’这一新名词，不是礼和法两个概念的机械重叠简单相加，而是对国家政治法律制度的一种质的界定。”春秋时期，儒家发扬了“礼治”思想。这个时候的“礼”常以令、训、习惯等形式表现，使礼治富含了法律的性质及内容。“法治”是与“礼治”相左而生的。两者在西周和东周时期逐渐融合，形成“礼法合治”，并贯穿了中国法律的始终，成为维系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制度。 　　二、德治思想与礼法合治思想的历史变化 　　（一）德治思想与礼法合治思想的发展 　　汉初统治者以秦朝暴政导致灭亡为警戒，开始关注民生，使社会趋于稳定。陆贾、贾谊、董仲舒等人则根据治国的需要，从礼、法结合视角对国家治理进行了探讨。陆贾认为单靠法是不够的，要学会惜民，关心百姓疾苦，作为圣人，仁义和道德两者不可或缺。贾谊也指出“仁义恩厚”和“权势法制”两者不可缺失。后董仲舒提出了“德主刑辅”的思想，在他看来，刑是德的补充，但没有刑也不能达到德治的目的，并认为是天道所在，是人间应该遵循的客观规律。 　　到了魏晋南北朝，儒法汲取了佛、道的精华，发展形成魏晋礼法之治。此时期的法律中散发着儒家思想中的“法有差等”等特征。这是两汉时期有益成果的体现，也是隋唐时期儒学新篇章的前提条件。 　　（二）德治思想与礼法合治思想的转型 　　隋唐之后，儒家法律思想的盛气已不复当年。宋元时期，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