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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展示那些并不存在的东西 　　T= Tang Jing S= Oliver Sieber 　　T：可以向中国的观众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G：好的。我1970年出生于杜塞尔多夫，大学以前都在这里学习。1992年至2000年在埃森读大学，我的教授是伯恩哈德?普林茨（Bernhard Prinz）。大学期间我拍了很多广告和建筑摄影，也做了很多当代摄影的作品。我的毕业作品名字叫“索玛”，很幸运这组作品后来被作为摄影集出版了，2001年我获得了莱因哈特?沃尔夫奖（Reinhart Wolf Preis）[注4]并找到代理我作品的画廊，由此我成为一个摄影艺术家。从2002年开始我就作为自由摄影艺术家工作。 　　T：你拍第一组作品“半衰期”的时候还很年轻，25或是26岁吧？你怎么想到这个题材并去乌克兰拍摄的？ 　　G：是的，那时25岁，那次拍摄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那时这个题材（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十周年）在不断地被媒体提及并持续升温。到处都是从空中俯拍的核反应堆的图像，也出现了很多儿童癌症医院，这些都非常重要。我和我的一个同学，她也是一个女摄影师，我们有种感觉想简单直观地呈现这片土地和人，看看是否有可能在那些大量纷杂的新闻报道图片之外拍出一组安静的系列，传达更多这样的感受：在这种灾难的背景下展示的一些景观和拍摄的肖像，也许能将人们那些私密的、日常生活中肉眼不可见的核辐射威胁通过图片的转换清晰地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就一起策划了这次拍摄。 　　T：你有没有获得什么奖学金资助？还是自己独立就完成了这些？ 　　G：完全是自己独立完成的。嗯，我们得到爱克发（Agfa）赞助的一些胶卷，不过现在爱克发的质量也越来越差，我们还是要分出一部分钱来买柯达的胶卷。钱反正总是需要的，但是现在想起来，当时最不可思议的是那时没有互联网和也没有电子邮件，我自己都不太记得第一次联系是什么样子的了。当时我们找了一个乌克兰人，他是在法兰克福学习国际法的一个学生，我们给他发传真和打电话，把我们的草案传真给他等等。他帮我们在基辅安顿下来，并帮我们找了一个司机。有意思的是这个司机，他老婆的兄弟是这个核电站重建项目的一个负责人，我们坐在他自己车的后座上，他把我们带进这个区域，我们一点弯路都没走。而且在这里一般的新闻记者只能在固定的地点拍摄指定的东西，我们则没有限制，可以拍任何我们想拍的。后来把我们拍的东西都搜集到一起也有很大的自由度，并且几乎不要付任何费用，那真的是太好了。 　　T：后来这一组照片发表在杂志或是报纸上了吗？ 　　G：没有，当时拍完以后没有发表。 　　T：只办了展览？ 　　G：是的，我们办了展览。虽然作品被收藏了，但是没有在杂志上发表。 　　T：大多数摄影师拍了一个成功的系列之后就会按照这个方向继续下去，有的甚至是持续一生。但是你后面就改变了，你能说说这个吗？ 　　G：可以这么说，我觉得也很重要的是，在每个系列有一点改变，并一步步建立自己的东西。从“半衰期”到我的最后一组作品“空白”，就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但是从“半衰期”到“索玛”就不是那么绝对了。 　　T：我觉得你是在每一个系列中寻找到新的东西，然后继续下去的。 　　G：“半衰期”和“索玛”之间的联系其实很简单，他们都是通过摄影将不可见的东西变得可见。“半衰期”是使不可见的辐射变得不透明和可见，“索玛”是将夜色中肉眼不能看到的光线和色彩呈现出来。这两组的近似之处在于，摄影都是作为媒介材料来扩展我们的视野。 　　T：你可以解释一下“索玛”这个词吗？它听起来太抽象了。 　　G：这是一个人造词汇，不过不是我创造的，而是来源于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它描述的是一种药物或是毒品，在未来的世界或是乌托邦世界，人们借助这些药物来忘记日常生活的烦恼，获得一种安宁。所以它有点类似于安眠药、毒品和镇静药物之类的东西。而“索玛”这组作品是在一个度假地点拍摄的。人们为什么度假？也就是为了忘却日常生活中的烦恼。所以假期在这个度假中心来说，就是一种能将日常生活抛在一边的药物或毒品。住在这里的人，或是住在类似地方的人，将乌托邦生活改变得有一点像“美丽新世界”的样子了。这不是自然的，而是完全人造的了。这就是“索玛”这个系列和“美丽新世界”之间的联系。索玛还是一种印度植物，是一种真正的毒品，但是这个词首先还是来源于“美丽新世界”的。 　　T：你觉得晚上的气氛最特别的是什么？ 　　G：我最喜欢这些照片让人看起来感觉不到是晚上拍的，比如说就好像是在摄影棚里拍的一样。 　　我希望让照片看起来不像是地球或是我们的世界，而是像在另一个陌生的星球上一样。完全黑色的背景，照明又很亮，这样看起来就塑料感很强。这些都只取决于拍摄时当时的光线如何，以及阴影怎么掩藏起来的。这些非常极端的人造光线，在影棚里我们也会这样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