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后发型社区的“发展陷阱”及其破解路径.docVIP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后发型社区的“发展陷阱”及其破解路径 　　导读：新型城镇化进程中，不仅城乡之间社区二元分化，城市内部也产生社区二元分层，形成社区公共产品的非均衡供给。非均衡的公共产品供给约束着后发型社区的发展，导致了基于“破窗效应”逻辑造成的社区环境恶化、基于“公地悲剧”逻辑造成的社区空间紧张。通过对后发型社区桂林市花园社区的考察，发现其城市分化中处于不利地位社区的公共产品供给问题及其治理状况不容乐观。研究表明，只有形成基层政府、社区居委会、社区组织与社区居民的多元治理，才能促进城市内部一体化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实现。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4.02.005 　　一、问题缘起：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社区分化 　　城镇化是推进我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内容和必由路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1]城镇化的推进需要调节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先发与后发之间的利益关系，反映和协调各方面各层次利益诉求。因此，新型城镇化的实现需要社会管理的创新。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增强城乡社区服务功能，引导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2]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又认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3]这显然是将社区和社会组织进一步明确为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重要主体和载体。 　　推进新型城镇化是优化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主要障碍，但城乡二元结构不仅仅只体现在城市和乡村两个主体之间，在城市内部同样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二元分割结构。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现实状况是：城市扩张，“城市包围农村”，形成了城中村；农村人口流入城市成为农民工；外地人口流入形成外地人。这种本地人与外地人、城市市民与外来务工人员、城市社区和城中村社区的区别就形成了不平等的分割结构。这些二元分割结构是城乡二元结构在城市内部的延伸，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城市版本。不平等的二元分割结构形成了不平等的发展现状，不平等的发展现状又进一步限制其未来的发展，形成一种恶性循环。 　　因此，国家倡导和践行的一体化与均等化发展策略，不仅需要体现在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以着力改善城乡关系，还需要体现在推进城市内部发展的一体化和社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方面，以统筹城市整体性发展。这有助于为先发型社区和后发型社区提供平等的发展机会，改善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非均衡发展问题，真正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实现。 　　对城市中的社区而言，公共产品供给是其功能和目标实现的基础性保障。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是社区发展的体现，同时也是社区发展的动力。基于上述城镇化过程中面临城市内部非均衡发展的问题，以社区公共产品供给为切入点，本文关注不同城镇化阶段形成的不同性质的社区之间的分割，以及这种分割形成的不均衡发展的机制及其后果，以桂林市花园社区的观察为例，研究这一后发型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问题及其治理，进而探寻实现新型城镇化的策略与路径。 　　二、理论基础：社区公共产品供给 　　经济学根据消费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来定义公共产品，认为同时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经济产品就是公共产品，同时具有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经济产品就是私人物品。[4]上述是对纯公共物品的定义，在现实生活中难以找到，大量存在的是具有其中一个特性的准公共物品。奥斯特罗姆从与私人物品的差异对准公共产品进行了分类：一是具有非竞争性却具有排他性的公共产品，称之为俱乐部产品；一是具有非排他性却具有竞争性的公共产品，称之为公共池塘资源。[5]参见表1。 　　广义的公共产品包括政府通过微观参与所提供的生产性、福利性基础设施，实现社会工作和宏观调控目标的公共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发展和改革攻坚的各项制度安排，有利于科学社会文化发展的精神产品等。[6]而社区公共产品则是指在社区这么一个地域范围内，和社区居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公共产品，也就是居民在社区生活中所需公共产品的总和。 　　社区公共产品供给是指社区公共产品的供应、生产、消费的整个过程，是供应者、生产者和消费者这三个参与主体的分离、联结、合作、生产的过程。社区公共产品供应是一系列集体选择行为的总称，即“对服务活动的授权、资助、获得和监督”。[7]社区公共产品生产是指制造某一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是公共物品或服务得以成为存在物的过程，是将资源投入转换为价值产出的技术过程。[8]社区公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