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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需要创客教育？ 　　有人说，教育是最大的公益。目前，登记在册的4610家公益基金会中，逾7成与教育有关。助学是慈善家首选的公益项目，支教是大学生志愿者最喜欢的志愿形式，中国现代公益起于以建学校为主的“希望工程”，如今，众多执行型基金会正规模复制多媒体课堂。 　　民间的公益资本在试图加速中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但是，绝大多数项目本质上依旧是培养标准化人才，而非个性化人才；依旧是为学生积累更多知识，而非培育其创造力素养；依旧是在传统的教育理念框架下做增量，而非为备受诟病的教育体制做变革性的突破。 　　越来越多的家长意识到，一味地灌输知识不足以让孩子在未来社会中立足，在一二线城市，许多并不十分富裕的家庭愿意为“体制外”的教育项目花钱，让孩子参与各式“兴趣班”， 竭力培养其独立思考、并动手将创意落地的能力。 　　当前，中国正在驶进一个依靠创意驱动的时代，各行各业的商业模式正在被重构，每家每户的生活方式正因移动互联网而改变，在这个时代，墨守成规者的社会戏份会逐步减少，脑洞大开的“创变者”（ChangeMaker）会越来越多地登上舞台。 　　创造、创新从未如此重要。以至于国家领导人也喊出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口号。 　　“创客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兴起。这个源自美国STEAM教育理念的新事物在近年于北京、上海、深圳几个超一线城市悄然走红。他们建造了许多高科技的、有趣的实验室，让普通孩子在里面制造自己的小机器人，和其他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其教育强调将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工程（Engineering）、艺术（Art）和数学（Mathematics）5门学科进行融合，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并非夸大“创客教育”的社会功能，这只是社会创新的万千形式之一。但是，这种指向创造力培养的新型教育理念正吸引着各路资源。于政府，这是一个教育改革的潜在抓手；于企业，这是一个前景广阔的蓝海市场；于社会组织，这是一个能植入公益理念的绝好平台。 　　变革教育制度，推动社会进步，“创客教育”也许能打开一个突破口。 　　理想与现实 　　2015年夏天，BBC纪录片《中国式教育》引发热议，策划人异想天开地让中国“精英教师”给英国“熊孩子”上课，一开始，学生被老师训哭，老师也几乎被学生逼疯，一派鸡飞狗跳状，但到最后，剧情来了个大反转，中国教师带领“熊孩子”在最终的考试里完胜其他“熊孩子”。 　　在以考试论成败的规则之下，中国式教育完胜的结局几乎是必然。自明朝恢复科举制度起，中国数百年来积累了一整套批量生产标准化人才的教育模式，而对这种标准化人才验收的方式，就是考试，而评价优秀教师的方式，就是学生的考试成绩。 　　可惜的是，擅长考试，并不能真的为国人挣得荣誉。 　　英国作家西蒙?詹金斯写给《卫报》的专栏文章中写道：“我们知道的是，半个世纪以来，虽然美国和英国在这些排名榜上始终表现差劲，却在学术研究、科学专利、发明创新、繁荣、创造力等方面引领全球。对他们来说，民主活力很重要。在我看来，中国教育和俄罗斯教育一样，擅长制造机器人。” 　　国人难以辩驳詹金斯的说法。新中国成立已60多年，改革开放也已30多年，中国在自然科学领域的成就依然乏善可陈，诺贝尔获奖者的名单上迟迟没有本土华人的身影，苦求多年，登堂入室的也仅有莫言一人而已。而莫言获的是文学奖，其作品主要描述落后的中国农村。 　　而在商业领域上，“中国创造”更是没有存在感。如日中天的BAT（百度、阿里巴巴、腾讯），其核心产品几乎全是借鉴国外的既有模式，百度的模板是谷歌，阿里巴巴借鉴亚马逊、Ebay，腾讯早期的QQ参考QICQ，如今的微信学习Facebook。目前，APP创业大热，而每一款获风投追捧的APP，几乎都能在美国找到相应的模板，这种情况，如当年风靡全国的香港歌曲――总能在国外找到原版。 　　有人不以为意，认为国人抄袭有理，山寨得有水平。畅销书《明朝那些事儿》中写道：“要知道，中国人一直善于研究，但凡世界上出了个新东西，甭管是不是自己研制的，拿来研究研究，几天就能造个差不多的出来，仿制且不说，往往质量比原件还好。”这种话国人很爱听，但我想，如果这个国家真的有创造力，畅销书作家估计更愿意用“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之类的话来表达民族自豪感。 　　个性化教育是创造力的源泉，但现实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国家，要实现个性化教育是难的，也许还有政治上的风险。 　　于中国而言，高考制度是各式教育创新的天花板，短期内难以突破。倒不是这种以理论考试为主的“科举取士”无人意识到其弊端，而在于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枯燥而缺乏创造力的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中心城市与边缘山区的学子在同台竞技时不至于有太大的差距。倘若依赖大量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