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docVIP

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 　　摘 要：本文利用我国东部及东部沿海地区、中西部地区共12个省2005―2013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运输仓储业、信息服务业、金融服务业、商务服务业、科研服务业这5个细分的生产性服务业FDI在两大区域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市场规模是决定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最重要的指标，而制造业FDI、劳动力成本、市场化程度对不同地区的影响不同。 　　关键词：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F7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31（2015）10-0004-04 DOI：10.3969/j.issn.1003-9031.2015.10.01 　　一、引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由“工业主导”慢慢向“服务主导”转变，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代替制造业成为新的产业支柱。美国作为全球生产性服务业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在过去数十年中，生产性服务业在其经济发展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据统计，2012年美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约为6万亿美元，占美国服务业增加值的70%以上，约为美国当年GDP的48%。相比之下，2012年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增加值仅占服务业增加值的36%，占当年GDP的16%。可见中国的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相对发达国家来说偏小，发展程度落后，仍处于起步阶段。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虽然使我国成为了著名的“世界工厂”，然而中国要从“制造大国”转型成“制造强国”，势必要大力提升和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在中国生产性服务业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借助FDI来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往往被认为是一条可行的途径，而FDI通常也被认为是服务业发展动力之一。随着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涌向服务业，以及加入WTO的背景下，我国对服务业的准入门槛在逐步降低，从而使得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力度有了一定的提升，从2004年的55.59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225.4亿美元，增长了3.05倍。但从整体FDI的投资构成来看，2013年我国生产性服务业FDI仅占19.17%，可见，在整体FDI中我国的生产性服务业FDI的比例仍然较低。因此，提高生产性服务业的引资能力成为了当前关注的热点。 　　二、文献回顾 　　长期以来，相关的理论研究主要集中在服务业的FDI。王新华（2007）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对1997―2003年各细分服务业的面板数据进行了短期和长期效应的回归分析，发现我国服务业FDI在不同的时间段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差异较大[1]。戴枫（2005）利用基于VAR方法的协整关系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对我国1983―2002年的数据进行检验，发现服务业FDI能促进我国服务业的发展，但服务业的发展并不一定能引入服务业外资的在华投资[2]。殷风（2005）实证研究了我国1991―2003年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服务业FDI显著正相关于我国的市场规模以及服务业的开放程度，与服务业劳动成本存在负向依存关系，且与基础设施，服务业发展水平和人力资本缺少明显的关联性[3]。同样的时间跨度，孙文博（2003）得出的结论正好相反，他的实证研究支持服务业FDI和我国的城镇化率、基建设施情况正相关，与服务业的准入政策、市场规模、人力资本存量则呈现负相关的扭曲关系[4]。孙文博提出这种扭曲的负相关关系的原因有二：一是当时中国还未全面开放市场，准入政策还未成熟，二是进入我国的外资更多流向了制造业而非服务业。随着中国加入WTO已满十余年， “市场”的成分已然超过“计划”成分，有理由相信从整体而言，中国的服务业FDI的发展情况还是满足殷风的实证结果的。 　　纵观有关FDI的区位选择和决定因素的文献，对于服务业FDI的研究比较成熟，相对而言，对生产性服务业FDI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对制造业竞争力的作用以及集聚的影响等方面，较少关注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5-7]。在这方面的文献中，主要有唐保庆（2009）和高静、黄繁华（2011），他们将生产性服务业FDI作为整体研究其影响因素，得出生产性服务业FDI在区位选择上会显著追逐制造业FDI，但高静等认为此追逐效应会随时间递减[8-9]，同时，高静等指出对生产性服务业FDI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东道国制造业的发展。另外，陈艳莹、王周玉（2011）和杨仁发、刘纯彬（2012）分别从具体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研究生产性服务业FDI的影响因素[10-11]。 　　三、理论假说 　　有关FDI的区位选择问题的理论研究，有美国海默的垄断优势理论、美国弗农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日本小岛清的比较成本理论和英国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其中，受到广泛使用的是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论，该理论综合考虑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区位选择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克服了